优秀作品的共性

邓辉

作家残雪的小说，我读过一两本。作为一个不会写小说的读者，残雪小说里晦涩难懂的情节我不大读得懂，但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着实令我惊艳。残雪的随笔访谈诚恳、诚实，她谈文坛、谈自己，看似口无遮拦，却常常能一语惊醒梦中人。

诚挚，深邃，追寻“灵魂自身的文学”，是残雪小说的特征。无意中发现，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除了残雪，我还喜欢阎年科、莫言、韩少功、王朔等人，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显著的共性。

诚实。能说真话，敢裸露自己的内心。这个品质看似简单，但那些著名的作家都做到了吗？未必。对于一些“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作家而言，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面具和脸庞已是血肉相连。王安忆在她的散文集《乘火车旅行》的自序中曾写过，她不能轻易称自己的作品为散文，因为散文里面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秘密。在我看来，王安忆的散文写得非常好，她关于散文的“重大秘密”之说，是她对散文的情感因素看得太重。换句话说，王安忆认为散文容不得半点虚假。阎年科的散文集《我与父辈》就是一部剖析自我的泣血忏悔之书。小说必然有虚构，但其中也必然倾注着作家的真实情感。莫言也说，把自己当罪人来写，是他的艺术辩证法。由此看来，莫言敢于解剖别人，也敢于解剖自己。阎年科的长篇小说《炸裂志》里，“主笔者说”耐人寻味地写道，“主笔者”被领导承诺的巨额稿费所吸引，还希望可为他配一个聪明可爱的女秘书。但“主笔者”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可见，阎年科在诱惑中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深刻。诗人米沃什说：“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文学至少要让人类明白两个事实：一是发现人类的缺陷和不完美（它其实更多的是哲学家在做这件事），二是这种缺陷和不完美所带来的苦难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谢有顺的潜台词是，人类自己作的孽带来了自己无法承受的后果。谢有顺悲悯委婉地道出了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莫言的《生死疲劳》在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阴暗的人性。阎年科的《炸裂志》是一则揭示追名逐利社会的寓言。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在探索时代、人生、人性的意义。

深厚的生活基础。这是老生常谈，无甚高论。残雪当过医疗站学徒、机械厂工人、英语老师，开过裁缝店，对市井生活的丰富体验都体现在了她的小说中。陈忠实的家乡陕西黄土高坡，莫言的家乡潍坊高密，阎年科的故土河南农村，永远是他们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韩少功笔下的《马桥词典》，源于韩少功在马桥插队的经历。

深情。读阎年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蛙》，余华的《活着》，我有一种被玻璃划破心脏的感觉。鲁迅先生写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深处听惊雷。”罗素感慨：“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感情支配着我的一生。”熙熙攘攘的尘世，尽管早已没多少人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我坚信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类良知的暗示和象征。如果某一天文学消失了，那么地球就成了一片荒漠，成了一个没有温情的世界。

沉痛与困惑的交织，希望与绝望的纠缠。《顽主》《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是王朔小说篇名。青年时代读王朔，感情复杂，喜欢他“一点正经也没有”的调侃与幽默，讨厌他只解构不建设的虚无主义。人到中年，却慢慢对他的旧作多了一份喜爱。王朔对于白云苍狗的世态人心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他揭开了一些知识分子自私伪善的面纱，他也成了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韩少功说，人心坏了，脑子坏了。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仿佛总在茫然、无助、焦灼、绝望，世界成了一锅敌我难分、是非难辨的糊涂粥。莫言的《四十一炮》揭示了人性的裂变，书写了人们是非标准和伦理道德的混沌迷茫。而长篇小说《日夜书》《修改过程》里，面对造化的把戏，韩少功的态度是“悲观进取”。

当然优秀作品还有很多共性，比如强烈的文本意识，高超的写作技巧，永不磨灭的理想主义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优秀作品共性的解读，只是只鳞片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