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川文学的长河中划桨飞舟

姚中文

一个人的成长，启蒙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遇到了一个好的启蒙老师，那便是幸运的，我的文学之路就是这样，遇到了多位德才兼备的文学老师。

我爱上文学并走上业余创作之路，是从《铜川文艺》杂志开始的，我的文学梦因这本杂志而开启。我是1982年进入《铜川文艺》阅读群体的，那年我18岁，是乡村一名民办教师。在市群众艺术馆，我认识的第一位编辑是戏剧文学组组长陆炳寰老师。他编辑了我的小说《病中》。印象中他是一位南方人，个子不高，留着一头偏分发型，很有气质，说话语速很快，目光中透着一丝灵气。大约是1983年，陆老师调任到其他部门，朱文杰老师接任了戏剧文学组组长。朱老师编发了我的散文《母亲的记忆力》。杜发隆老师编发了我的小说《“土专家”和“洋大夫”》。吴树民老师也编发过我的作品，那时他是负责业务的副馆长。编发我作品最多的是刘新中老师，这些作品是小说《二爷》，散文《校园散记》《寻找父亲》《家乡的雾》。之后，我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三号楼子的故事》《日晚倦梳头》《纸花店日月》，散文《暮游锦阳湖》《响沙湾哲思》，认识了陈琳老师和党剑老师。

当时听说刘新中老师很厉害，是铜川在国家级诗刊上发诗的第一人。那首发在《诗刊》杂志上的诗的名字叫《红箭头（外一首）》。我当时很羡慕，每次去艺术馆总是以敬羡的目光仰视着他，似乎要窥探出那浓密头发下的大脑里和深邃的眸子中蕴藏的文学灵感和写作秘密。但是，那时年轻，虽每每看了，却是憨憨地看着，知不出，欲得而更是得不到，又总是带着一种无尽的猜想和失落悻悻离去，在回家途中崎岖而悠长的山路上，继续着那种近乎“哥德巴赫猜想”的猜想。

1982年，我有幸参加了在铜川红星剧院举办的文学讲习班，聆听了陈忠实、贾平凹、商子雍、子页、和谷、王晓新几位作家的创作感想，大开眼界，受益多多，激发了创作的激情。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开始了在《铜川文艺》上发表作品的里程。有幸的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铜川工人文化宫主办的文艺小报《活动月报》，认识了黄须进老师。

那一次去铜川，在文化宫车站牌不远处的阅报栏里，玻璃橱窗里张贴着一份《活动月报》，我拜读了上边的作品，记下了编辑部地址，回去后寄出了一首只有二十几行字的小诗《静夜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焦急地等待着佳音。没想到佳音还果真来了，乡邮员送来了登有我诗作的《活动月报》，看着上边我稚嫩的文字诗行，我高兴得不得了，似乎像古人中了进士，更有经历了“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之后，我又在这份小报上发表了小说《柳下》和长诗《生命的壮歌——唱给张海迪》。《生命的壮歌》是一首几百行字的长诗。那是一个夜晚，在乡文化站破烂的小房子里，我一个人正在看着黑白电视，电视上是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张海迪和我是同龄人，她身残志坚，不向命运屈服，独自修完了多门功课，事迹十分感人。记得当年她在电视上讲她如何战胜病魔，如何向科学进军，讲到动情处，她哭着，擦着泪。我看着，听着，也在哭，为她的坚强而哭，为她的励志事迹而哭，更为我体格健全而碌碌无为惭愧难过地哭。哭过之后，我感觉是轻松的，充实的，似乎一下子长高了，变壮实了，感到全身有使不完的劲，胸腔里起了火，蓬蓬勃勃在燃烧。我的心在砰砰砰地急跳。我取出纸和笔，伏在那张一条腿下垫着两块砖的破桌子上，开始了诗歌《生命的壮歌》的写作。我太兴奋了，写着，哭着，哭着，写着，眼泪蒙住了视线，滴湿了纸张，为张海迪的坚强和毅力，为我的不如和惭愧。

在《铜川文艺》编辑部里，我打交道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朱文杰老师和刘新中老师。朱老师高大魁梧，戴着一副近视镜，镜片后那双眼睛深水潭似的清澈明净，永远给人一种望而起敬和深邃莫测的感觉。我那时年轻，又加之是农村出身，更因家庭地主成分，特别自卑，少言，胆怯，不敢正视这些有知识有才气的城里人，更不能敞开心扉与他们进行交谈，总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而离开后又总是因没能与其深谈而感到后悔和懊恼。刘新中老师说话语速也快，因是普通话，好听，他总是“中文、中文”地叫着我的名字，一副大哥哥的慈祥模样，既讲着全国文艺创作的动向和涌现出的有影响的新作品，又肯定着我的作品的长处，一言一语中尽是满满的激励和鼓舞，一顾一盼中无不飞溅着文学人的激情和火花，使我受益匪浅，每每不愿离去，但又不得不离去。

1982年，铜川文学活动因邀请省上众多知名作家来铜讲座而出现了文学热。1984年，铜川文学活动进入第一个繁荣期。在《铜川文艺》的大观园里，我听到了好多文学作者的名字，其中多位更是自己熟悉和崇拜的，他们是朱文杰、刘新中、秦风岗、黄卫平、钟平、高兴谦、杜冷伯、芦苇、苏盛柱、李陕西、冀平、安黎、刘爱玲、东篱、皇浦江、郭宗社等。他们是我文学之路上的同行者，更是我永远真挚的文友。

铜川文学之河，从铜川市群众艺术馆流出，更从《铜川文艺》艺坛文苑流出，河流中有浅浅涟漪，有雪白浪花，更有浪花上开出的绚烂花朵。今逢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建馆70周年，也是我与《铜川文艺》打交道40周年。40年里，我结识了多位德高望重的资深编辑老师和师兄文友，时常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甜蜜和激情澎湃的回忆之中，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更有盼相聚再叙旧的奢望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