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博物馆书籍编撰者日复一日默默地做着史料研究收集工作，他们选择了这种艰苦、寂寞的工作——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本报记者 原玉红 张梦焕

铜川博物馆业务工作人员在野外拓印碑石

一间简单的办公室，立柜里、桌子上全都是书籍资料。已是下班时分，铜川博物馆业务工作人员依然忙碌着：仔细辨认地上摊开的碑刻拓本，思索片刻，又翻出几本书，他们在推断一块残碑上缺失、抑或看不清的文字，有时忙到晚上9点多才关灯、回家。近几年，这样的场景在铜川博物馆里再寻常不过了。

2020年，铜川博物馆经过紧张有序地筹备开馆后，馆长仵录林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如何深挖铜川历史，让铜川成为渭北区域文化中心；如何讲好铜川故事，让文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带着这样的使命，经认真研究后，他们一致认为，学术立馆应作为一个博物馆业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为此编辑出版各类书籍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业务人员艰辛付出下，近年来，铜川博物馆连续出版了《漆既从 三辅名都》《铜川碑刻》《铜川文物考古论集》等大部头书籍，合计200多万字。《漆沮既从 三辅名都》以铜川博物馆陈列展品为依托，集中介绍了铜川不同历史时期的精品文物，而且该书编撰时间短、任务紧，但印刷精美，内容涵盖全，社会反响非常好，曾被市长作为“市礼”送给重要宾客。《铜川文物志》《铜博物语》等书籍也在紧张修改中。其中，《铜川文物志》已编写了六、七年之久，将是铜川建市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文物志，也是包含铜川文化遗产方面内容最全的一本志书。而即将出版的《铜博物语》是一本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科普性很强的地方历史文化读本。

铜川碑刻资源丰富，其中药王山碑刻享誉中外，近几年也出版了不少相关书籍，但在博物馆收藏之外，还有大量散落在野外的碑刻资料并未收集、运用，非常可惜。早在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一些碑刻就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编写工作一开始，就让他们如鱼得水，非常开心。但古籍整理、编辑工作并非寻常人想的那般简单轻松，说起《铜川碑刻》的编写，编写人员直言，“编书真是个苦差事。”在录入一块A4纸大小的《山甫残石》时，他们犯了难，“碑刻是首七言诗，但很多字已经看不清。后来辨认出有乔世宁的名字，才初步认定了碑刻的年代。根据乔世宁题名，推测是明嘉靖年间，但说的是什么事，只能根据存留的‘追山甫’‘倭船’推测，而后我们又查了乔世宁《丘隅集》，其中有一篇《送汪副使叙》，才明白乔世宁此诗所送之人应该是汪道昆。”有时录入一个碑刻，就要耗费近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因为热爱和兴趣，大家乐此不疲、沉迷其中。有时，因为同一件事情，编写人员意见不统一，经常也会出现激烈地学术争论。

查资料、推断、修正句读、拍图片……这些工作细小又繁琐，不仅考验着编辑的学识和能力，也不断挑战着他们的耐心和信心。有人说，一旦选择了考古工作，也就选择了一种艰苦、寂寞的生活方式。对铜川博物馆的业务人员来说，这些都不是最苦的，最让他们难受的是，即便已经非常认真细心，但拿到成书之后，如果再发现一两个小错误，“那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副馆长陈晓捷打趣地说道。

在仵录林的记忆里，编《漆沮既从 三辅名都》最为费力。“当时，一面筹备博物馆的陈列布展，一面要编书，任务非常紧，几乎天天熬着。”当时铜川博物馆正式开馆时间已对外公布，但部分文物却不在馆内，部分文物还没有完成修复整理，全馆工作人员都是连轴转，“可以说忙得是灰头土脸”。让大家欣慰的是，《漆沮既从 三辅名都》终于赶在博物馆开馆之前得以付梓。

天道酬勤，春华秋实。铜川博物馆的书籍编撰还在一步步地推进，而他们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日复一日，做着史料研究、收集工作。“编好每一部书，让大家了解铜川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展望铜川辉煌的明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光荣使命。”副馆长陈晓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