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陶壶说蚕桑

秦陇华

彩绘茧型陶壶

古老的丝绸之路如缄默长者，深沉而纳言，它静卧在绵亘万里的山川，静谧地遥望日月更替，物换星移，从不讲述曾经横跨欧亚、连贯东西，驿站传出悠扬箜篌、胡旋乐舞，路途往来中外商贾、驼队尘烟的辉煌。这条由西汉张骞开拓出的万里通途，当雨水冲刷地面，露出泥土下大小不一的陶瓷片，抑或在河西走廊的各个博物馆，参观出土的一件件华美绸缎，人们会再次发出感慨，悠久丝路上留下的不只是岁月印迹和异域风情，更多的是陶瓷、丝绸所蕴含的中华文明。

一个在熊熊炉火中诞生，一个从银白蚕茧里抽出，陶瓷、丝绸这两个中华文化的代表，同属一个根脉，分开两朵鲜花，它们有共同的交叉、承载物吗？

漆水河畔矗立着一座古陶瓷遗址专题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一件彩绘茧形陶壶，它是陶瓷、丝绸两大文化的复合载体之一。该壶高约25厘米，腹径27厘米，地径9厘米，器皿上部敞口，细颈，宽折沿，高圈足外撇，腹部形如横卧的蚕茧，壶外用朱红、褐、黄、白等彩绘勾勒出鲜亮的弦纹、流云或几何纹，犹如一匹华丽的丝绸锦缎在上敷缠，给人以古朴、庄重、鲜丽之感。

彩绘茧形陶壶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为秦国标志性器物，伴随着七国统一战争而广泛传布，后盛行于西汉，在东汉之后逐渐消失。茧形陶壶具有两种功能，首先是贮水容器，西北地区少雨干旱，河流稀少，秦人便制作陶壶储水，以备使用。再则有史料认为是侦听器，东周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秦国将士把茧形壶注满水，埋入地下，根据水波的变化，判断敌军动向，随时准备迎战。有所区别的是，随军携带的茧形壶必定是铜制的，易碎的陶壶放置在颠簸战车和奔跑战马上，很容易在征途中碰撞破损。

古代先民在制作陶器时，时常将身边所熟悉的动植物描绘在陶面或者制成其形状，茧形陶壶就属于后者。众所周知，地处黄土高原，深居内陆的秦人擅长牧马驾车，其实历史上他们也善于养蚕制丝。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蚕业起源的中心地带。相传，五千年前，北方部落首领黄帝的妻子嫘祖，把野生蚕移入室内饲养，以防止风雨虫灾影响蚕茧收成，民众纷纷仿效，史称嫘祖始蚕。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者在甘肃临洮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几件蚕纹陶罐，它们可能是先民在桑林中采集野蚕茧的标志性容器。1976年，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发现有锦、绮、绢等质地精美的丝织物。这一批破碎的出土丝绸，完整还原了历史，印证了关中蚕桑事业发展之早和水平之高。

古代诗歌里流传的养蚕诗句，也证明了黄河流域植桑、养蚕风气的浓厚。如《大雅·瞻卬》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这两句大意是：“妇女们既不担负劳役，怎能不从事蚕织？”可见当时养蚕缫织是妇女的主要农活。又如《卫风·氓》中记载的一段：“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句大意是：“那个笑眯眯的汉子，抱着麻布来换生丝。哪里是真的来换丝，悄悄儿求我成好事。”这首诗侧面说明，远在西周时期，生丝和丝织品已在市场上物物交换了。

随着气候变化，耕种习惯的改变，现在渭北一带鲜有成规模的养蚕业。但是历史痕迹并未磨灭，《陕西民俗志》记载有许多旧时养蚕的谚语，例如：“养得一季蚕，可抵半年粮”“种得一亩桑，可免一家荒”“春蚕宜火，秋蚕宜风”“大麦发了黄，农家养蚕忙”等。

铜川位于关中北部，历史上也是种桑养蚕、织绣锦罗之地。清代康乾时期，在同官县令雷之采的主持下，在今印台区尧科村庙坡建起一座蚕姑庙，祭祀嫘祖，这是当地农业史上一件大事。当时西安府遣派两位通判作为代表，参加了筹建蚕姑庙事宜，以示对同官发展养蚕业的重视。

古代，百姓为祈福迎祥，修建庙宇，企盼上天护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正如尧科村庙坡《修蚕神庙碑记》记载“蚕神庙由来久也者土人於……蚕桑厥复祭典寝”。这段文字证实，清代之前，当地建有蚕神庙，同官桑蚕户众多，养蚕业已有较大规模。时至今日，王益区、耀州区民间流传有“秦绣”技艺，妇女们在素纱的底料上，采取纳纱绣和穿罗绣两种针法，刺绣凤凰和鸣、彩云福禄等吉祥图案。秦绣大气质朴，图案艳丽，从中可以感受到汉唐时期关中丝绸之遗风。

西域漫道，残阳冷月，大漠孤烟，聆听苍凉的戈壁深处，隐隐约约传来铁蹄嘶鸣，刀戈铮铮声。沿途一座座饱经风雨的烽燧、城池，随着岁月流逝而湮没，如今只遗留荒凉的残垣断壁、茫茫碧草和点点野花。然而，丝绸之路上茧形陶壶所代表的陶瓷、丝绸等中华文明，早已传播世界各地，融入后裔血脉，它圆大腹部所盛储的信息和韵味，从历史的那端入梦而来，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