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现辖区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分设为宜君县、同官县和耀县3个县。铜川的解放时间比全国解放日1949年10月1日早一些，这是由于铜川地处陕甘宁边区之缘故。铜川的解放由北向南推进，实际上是宜君、同官、耀县3个县城及其主要乡镇的解放（其它区域已是解放区或半解放区）。除宜君外，同官、耀县的解放先后经历了两次。

1948年2月下旬至3月初，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后，根据彭德怀总司令的战略意图，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黄龙山麓战役，并决定夺取宜君县城，控制咸榆公路。

3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率领第一、四纵队进驻宜君县五里镇和雷塬一带，待机攻打县城。雁门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副政委刘斌汉带领部分战士到南区一带侦察敌情，配合部队行动。3月9日，第一纵队从城北面进攻，四纵队从榆五川、孟埔塬一带经牛家庄绕到县城东南面进攻，并派部分兵力绕到城南咸榆公路上，堵死敌人的南逃之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吓坏了国民党宜君县当局，3月10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宜君县长韦孟若带县政府工作人员和部分地方武装人员从西北方向弃城而逃。拂晓，警三旅五团控制了城南制高点，第一纵队炸开北门攻入县城，宜君全境解放。

1949年1月，西北战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被迫转入战略退却，原分守同官、蒲城、大荔地区的第十二、二十、二十八、三十师和陕西保安第四旅等主力集结于耀县、富平、三原等地准备逃跑。为打乱敌军的退却部署，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春季战役，命令第四军向同官、耀县之敌进攻，以扩大渭北新解放区。

2月18日，一野四军取道宜君、哭泉，分路向同官、耀县进军。19日上午，第十一师进至同官外围，兵临城下。20日凌晨，国民党同官驻军和县政府官员仓皇向耀县方向逃窜，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同官县城，首次解放了同官。铜川县民众自卫团副团长郭清廉率两个中队，携武器向陕甘宁边区同官县政府投诚。一野四军十师在配合十一师攻占同官后，继续南下追击逃敌，共击毙、伤、俘国民党军第二十师531人，于20日当天又解放了耀县城。

铜川的解放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国民党《建国日报》连发三次社论，认为“铜（川）耀（县）为关中北面之屏障，又为西安用煤主要产源……铜耀失守，不仅关中感受威胁，人心震惊，而西安煤源顿告断绝。”陕西省参议会电请胡宗南出重兵收复铜耀。

1949年3月，为了挽救在西北战场的败局，胡宗南纠集国民党军第一、三十八、六十五、六十九、九十军共11个师的兵力，勾结青海马步芳部向渭北猖狂反扑，第一野战军主动后撤。3月12日，国民党军侵占耀县城。16日，侵占同官县城。陕甘宁边区同官县政府和县大队暂撤至红土一带。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野战军发起了解放关中的陕中战役，从北向南挺进。陕中战役前夕，胡宗南把驻守铜川的九十军等主力部队南撤到三原、咸阳一带，妄图保住西安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第一野战军四军趁机追歼敌人，4月27日，一野四军在同官县游击大队的配合下向同官开进，28日再次解放同官县，并于同日再次解放耀县城。至此，铜川全境解放。

在解放铜川的过程中，铜川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选派地下党员深入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争取更多的人站到革命队列中来；建立“两面政权”，为党组织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开展地下交通工作，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进出边区的人员，促进了铜川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地下党组织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领导雁门游击队、同官县大队、耀县游击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铜川的过程中，广泛开展游击战，搜集情报，侦察敌情，担任向导，运送物资，救助伤员，积极支援、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次战斗。在铜川大地上，较大的军事战斗有奇袭耀县城、攻打同官军台岭和墓坳阻击战等，有力地打击了铜川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反动政权，为最后解放铜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铜川解放后，铜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铜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