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十三日）凌晨2时许，寒风阵阵，月光惨淡，影影绰绰中，男男女女的一长串人被绳索捆绑串连着，他们嘴里塞着烂毛巾、破棉絮，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押解着，向一个大坑走去。

在坑边不远处，一群手持十字镐、铁锹、棍棒的人凶神恶煞地盯着这群遍体鳞伤捆绑串连着的人。待这些人全部走到了坑边，只听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喊了一声：“行刑！”手持十字镐、铁锹、棍棒的那群人恶狼般地扑过来，猛击站在坑边的人头部。刹时，这些人头部热血喷涌、脑浆溢流，纷纷倒卧在大坑之中。在倒下的瞬间，有人还奋力吐出口中填塞的烂毛巾、破棉絮，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混乱之后，一切归于宁静。还是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又喊了声：“埋！”一片铁锹碰撞声过后，埋人的大坑归于平整，惨淡的月光映照着新鲜的黄土……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1944年，我西北社会部（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陕甘宁边区南线建立了由边区保安处情报科直辖的两个情报站，即富县茶坊情报站（于桑负责）和关中分区辖区内的耀县柳林情报站（杨锋负责），其主要任务是向国统区派遣情报干部，发展情报人员，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5月，刘伍受边区保安处指派来到关中，先后在西安、临潼、华县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并和同学鲁宗周、张蓬（又名张智仁，后叛变，被处决）、朱鉴等人秘密联络，宣传革命思想，以唤醒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0月底，刘伍又联络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以教书为掩护，扩大活动范围，秘密组织地下武装。12月下旬，刘伍先后联络了关中地区临潼、长安、户县、泾阳、富平、宝鸡、渭南、华县、咸阳以及商县等十几个县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于1946年上半年在西安建立了秘密地下武装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发展成员近百名。这个武装组织在杨锋的领导下，经常与边区保安处柳林情报站取得联系，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1947年1月，西北人民自救军设在西安韩森寨一带的秘密据点遭敌破坏。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捕，这对西安、临潼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其他同志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相机而动”的角度出发，将刘伍等同志调回陕北。经过一段休养调整后，刘伍等同志又被派回关中，在白家河一带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47年5月初，更为不幸的事发生了。西北人民自救军主要领导成员张蓬贪生怕死，从华县跑到国民党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张文发家中叛变投敌，并向敌人供出了我党地下武装西北人民自救军的全部情况，提供了西北人民自救军的人员名单，绘制了自救军部分人员的住址分布图。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祝绍周即刻指令由警察总局局长萧炤文和机要秘书赵成义、特高组组长刘剑英三人组成专门法庭，下令特高组便衣队等在各地警察局配合下，对刘伍及关中地区中共地下党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武装逮捕。

张蓬叛变的第二天，敌特杜友三、王西宾等十余人带着地图和名单，伙同华县警察局，兵分两路，包围了华县白家河一带的几个村庄和工厂，在此刘伍被捕。随后，杨锋（田振英）、赛坚（女）、田振玺（杨丰）、尤生福、刘文彬等人相继在西安被捕，陈克勤在商县被捕，朱鉴、胡文选、吉忠义在兴平被捕，王喜堂、高子时等人在西安技艺师范学校被捕，还有许多我地下党人和地下工作者先后在各地被捕入狱。

1947年7月16日，敌人依据叛徒口供，将临潼县内所属西北人民自救军全部成员汇集成册，令国民党临潼县政府进行搜捕。10月15日，国民党临潼县侦缉组组长杨彦杰带匪徒在灰复道村将姚名德逮捕。至此，西北人民自救军整个组织遭到破坏，所有成员几乎全部被逮捕关押。

1947年夏，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主委陈建中，政学系陕西代表刘治州等，联络于右任先生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极力控告祝绍周。祝绍周气急败坏，便以对共产党人及革命人士的严酷迫害来向其主子邀功请赏。加之，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失利，陈赓、孔从周两将军由豫西渡河，有叩陕西大门之势。南京政府狗急跳墙，于1947年10月6日电令祝绍周速将杜斌丞一案数人处死。祝绍周接到电令后，遂将刘伍、杨锋等也列入处死之列。在祝绍周的授意下，为避免外人非议，乃以“陕西省绥靖总司令部”的名义，将杜斌丞、刘伍、杨锋等12人诬加以“勾结共匪贩卖毒品，谋图暴动”的罪名公开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

1948年4月，祝绍周、戴桂茂、萧炤文之流，预感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加快了对在押政治犯的处理。决定将赛坚、武梦名、胡文选、梁文耀、吉忠义、高子时、党娃（又名党刚娃）、刘文彬、李志民、张印玺、宋佩荣、吴利岑、米忠全、刘文馨、任秉章、任秉公、陈范珍、孟宪庭、冯智礼、李世成、姚名德、陈克勤、王喜堂、王志成、张炳南、程晓光、张同连、张克、尤生福、朱子祥，还有长安县韩某某和王某某共32名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秘密处死。

4月13日，耀县国民党保安三团团长朱辅元被电召西安，参与密谋策划残杀革命志士的罪恶部署。14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戴桂茂、警察局局长萧炤文、朱辅元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4月19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将32名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以扩充兵员之名，由保四旅沈峰仙排押解到西安火车西站军事站台，登上北去铜川的列车，当日下午6时许到达耀县。晚间，耀县保三团团长朱辅元、副团长董传书，一营营长张席珍、二营营长杨殿猷等召开紧急会议，朱辅元传达了祝绍周的指令，确定了残杀革命者的具体地点、时间及方法，并确定由副团长董传书监视执行，二营长杨殿猷主办。接着，又召集各连连长开会，布置任务，明确了分工。

4月20日，黑云笼罩着耀县城，耀县国民党保安三团真枪实弹，岗哨密布，一片白色恐怖。匪徒们在药王山下以挖修机枪掩体为名，挖下了活埋我32名革命志士的罪恶深坑。

接下来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惨无人寰的一幕……

4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兵隐蔽了现场。尔后，朱辅元按照祝绍周旨意，编造了一套部队在耀县和共军发生遭遇战，战斗中被打死一批、跑了一批的假情况，以蒙骗人民群众，逃避社会舆论，掩盖他们残害革命志士的罪行。

烈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满腔热血和宝贵生命，有的却连自己的姓名都未留下。1954年5月1日，中共耀县县委、耀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为32名烈士修建陵园，立碑建亭。198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陵园题词。纪念碑上刻着当时仅考证的19人名单。1981年清明节前，耀县人民政府又重建了陵园。从此，每年清明前后，铜川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及青少年学生都要前来祭扫烈士陵墓，缅怀先烈，接受传统教育。

全国解放后，药王山惨案首犯戴桂茂于1951年在西安被我司法机关处以死刑。主犯朱辅元，解放初曾在兰州军管会集训审查，由于他隐瞒了自己的罪恶历史，骗得释放，曾用化名朱文玉、朱玉田等先后流窜于西宁、长春、抚顺等地。1958年5月13日，在抚顺市望花区古城街66号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1960年5月22日，经铜川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祭奠了烈士的英灵。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