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乾，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史家塬人。祖辈耕种为生。父亲史采风，曾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拔贡”①，任过同官一高校长，辛亥革命后任靖国军参谋，靖国军失败后在家务农，早年去世。史乾兄弟4人，大哥早死，小弟史剑北在外读书，他和二哥在家种地。

史家塬村地处陕北高原南端，毗邻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1941年秋，国民党在抢修碉堡、壕沟的同时，大举调动军队，催逼老百姓赶牲口向洛川一带运送军粮，准备进攻边区。

这一年，正轮到史乾二哥当甲长②，县里向他们村派牲口支差，深知村民们饱受这种没完没了的劳役之苦，史乾和二哥商量后决定“抗差”。时值种麦的大忙季节，兄弟俩让村民们抓紧时间抢种麦子，到了支差的那天，村里一头牲口都没出。次日，县警察局的两个差役气势汹汹地来村上查问。村民们都下地种麦去了，恰逢史乾小弟史剑北从西安回来，便出面同差役交涉。不料，差役们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就打人。史乾和二哥闻讯赶回村中救护小弟时，差役又用枪托打起史乾二哥。见此情景，史乾气急了，喊道：“要打咱就打！”二哥对围拢来的村民喊：“打这伙吃民害民虫！”乡亲们一拥而上，打得两个差役哭爹喊娘，狼狈逃窜。

第二天清早，十几个带枪的军警来村里抓人，史乾和弟弟史剑北被抓到县里。史剑北经教育科长冯翔初（中共地下党员）营救脱险，史乾则被关进牢房，打了四十大板才放了出来。事后，保长又告史乾二哥私通八路，聚众闹事，应作主犯惩办。二哥闻讯，逃往宜君下煤窑去了。军警抓不着史乾二哥，就再次将史乾抓进牢房，几经审问，什么也没问到，只好又把他放了。从此，国民党就是“刮民党”、“害民党”的印象深深地刻在史乾兄弟的脑海里。

史家塬村距离陕甘宁边区只有几十里，老百姓在国民党的盘剥下生活不下去，常常赶牲口驮上瓷器、棉花、布匹等日用品，经过封锁线去边区换回食盐和粮食。共产党为老百姓办实事，八路军前方英勇抗战，边区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团结的消息传遍史家塬的村头巷尾。史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经常跟随乡亲们去边区驮盐，亲眼见到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前的间接所闻，现在的亲眼所见，使史乾对共产党人更加了解和敬重，他急切地盼望家乡人民也能和边区人民一样过上好日子。

1944年秋，史乾的外甥杨济安来找他，向他打听去马栏（中共关中地委）的路径。史乾告诉济安：“史家塬距马栏有100多里，一路尽是陡坡和深沟，崎岖难行。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碉堡、岗哨林立，搜查得很严，像你这样的学生打扮最容易引起怀疑！”史乾讲完，杨济安半晌沉默不语。此番回来，济安肩负着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一旦行动不慎，被敌人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思前想后，济安知道舅舅一向憎恨国民党，敬重共产党，不得已向史乾道出实情，自己重任在身，有重要信件送到马栏去，无论情况多难，都要完成任务。史乾听说外甥办的是共产党的要紧事，不能耽搁，心里也替他着急起来。据他平时听到的消息，知道像济安这样的青年学生过炮楼（老百姓对碉堡的称呼），十有八九是要出事的。思来想去，史乾决定帮助外甥完成任务，他斩钉截铁地对济安说：“你信得过舅，我就替你去办这件事。我一个农民赶上牲口容易掩护，路又熟，保证把信送到！”情况紧急，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济安只好答应让舅舅史乾帮他送信。只见济安郑重地取出一个火柴盒，告诉史乾：“信就在盒子的夹层中。”随后，又给了史乾一包香烟，让他用来应付岗哨上的守军。在交待完到马栏要找的人后，济安神色凝重地对史乾说：“这封信十分重要，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要人在信在！”同时，他还叮嘱史乾：“我进去用的是化名‘安继良’，你去就用这个名字接头，还要说明我没有亲自去的原因。”紧接着，他们俩周密地商量了沿路应对敌人盘查的办法，并约好济安来取史乾带回“东西”的日子。

当夜，史乾准备好干粮和路上用的东西，把“火柴盒”装在棉褂子口袋里。第二天鸡叫头遍，他便赶着牲口起身了。一路上，史乾反复琢磨着对付敌人的办法，牢牢记着济安的嘱托，决心拼死也要保住“火柴盒”。快到炮楼了，为了给自己壮胆，史乾高声唱起了山歌。

“干什么的？”哨兵厉声吼道。

“驮盐的！”史乾大声回答。

哨兵端着刺刀审视着史乾，恶狠狠地问：“是驮盐的吗？”

史乾指着牲口鞍子上的盐口袋说：“你看！”

哨兵没有搜骡子，却在史乾身上乱摸起来，拉扯搜查他的棉褂子。史乾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纸烟，抽出一根递给哨兵，拿出火柴盒给他点火，点完火后顺手将火柴盒握在手里。哨兵在史乾身上什么都没有搜出来，便盯着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史乾一一作了回答，趁空又递上一根烟。哨兵瞥了一眼烟盒里不多的几根烟（故意少装的），不耐烦地摆手说：“走吧！走吧！”史乾扬鞭一声吆喝，赶起牲口，朝边区奔去。

到马栏后，史乾找到关中地委，对门口的人说：“我是来找汪锋的，你给我报一下，就说西安的‘安继良’来了。”门口的人进去后很快出来，随即领着史乾向一排窑洞走去。这时，从中间一孔窑里走出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大方脸盘的男同志。这位同志身穿八路军灰制服，态度和蔼，没等史乾开口便问：“你是安继良吗？”史乾怕找错人就说：“你是……”没等他问完，那人便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咱们到窑里说话。”进到窑里，史乾说：“我不是安继良，我是安继良的舅舅。”汪锋非常诧异，史乾赶紧向他说明情况。汪锋询问了史乾的个人情况，问他认识西安什么人（指西安情报处）以及与这些人的关系等，史乾一一作了回答。汪锋听后说：“你这个舅真替外甥操心啊！”随后便吩咐通讯员今天加一个客饭，把牲口牵到街上店里去喂。

通讯员出去后，史乾取出“火柴盒”交给汪锋。汪锋极其小心地从火柴盒的夹层里取出折成指甲盖大小的信，一点一点，慢慢展开。信纸有纸烟盒那么大，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汪锋同志手捧着信，说：“这分明就是一件珍品，好家伙，像蚂蚁爬过似的，还真不好认哩！”汪锋拿着信反复地看了又看，脸上露出惊奇的笑容，自言自语地感叹着，说：“了不起啊！”又转向史乾说：“你给咱们办了一件大事呀！”随后，汪锋详细询问了史乾通过封锁线的情况，叮嘱他不要到街上去。他说：“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国民党，防止潜藏在这里的特务盯上你。”当晚，史乾和汪锋睡在一个炕上。

史乾要回去了。临走前，汪锋同志交给他一个油纸密封的小包，告诉他：“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路上一定要保护好。”史乾把油纸包小心地塞进腰带里，装上几口袋盐向回返。

走到离炮楼不远的地方，史乾坐下来歇息。他解下腰带，把油纸包取出来塞进布袜子底里，随后便赶着牲口向炮楼走去。“站住！”炮楼那边传来厉声的吆喝。史乾闻声站住。这一次，哨兵先动手在牲口的驮子上搜了一遍，然后才去搜查史乾的身上。他命令史乾解开他的大腰带，脱下棉褂子。在对棉褂子一通胡摸乱抖毫无所获后，哨兵又命令史乾脱掉鞋子。眼看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史乾没有慌乱，他慢吞吞地脱着布鞋，飞快地在心里谋划着应对险情的办法。哨兵瞥了一眼史乾脱下的鞋子，继而恶狠狠地再次命令他：“把袜子脱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史乾急中生智，一把捏住袜子底，紧紧攥住油纸包将袜子从脚上拉下来。攥着手里的袜子，史乾故意将袜口朝下抖着，向哨兵表明袜子里并没有藏着什么东西。袜子里浓重的脚气熏得哨兵直皱眉头，他厌恶地转过头，喊着让史乾赶快滚。史乾沉着地穿上鞋袜，吆喝起牲口，不慌不忙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有了这次送信的经历，回到家的史乾，想着自己终于为革命做了点事，心里暗自高兴，干起活来分外带劲，家里人还以为他这次驮盐赚了“大”钱！史乾冒险闯关送信，加深了他对革命的认识，也是由此开始，他揣上了一桩心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革命？自己是个农民，文化浅，家里负担重，干这事又有危险，能行吗？史乾翻来覆去地思索着干革命的事情，最终，过去所遭受的欺压，眼前这艰难的日子，使他下定决心干革命，“豁出去了！只要革命要我，我就干！”

杨济安再一次来到史家塬。史乾把从马栏带回的油纸包交到他手中，并给他讲了沿路和边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事。史乾问济安：“你说舅行吗？”济安高兴地说：“舅，你有决心，我看行！你做通过封锁线的交通比我条件好，我跑西安到铜川这一段，我们俩架一座看不见的桥，把西安和延安连起来。不过这毕竟是件大事，我定不了，要向领导汇报了再说。”送济安走时，史乾再三叮嘱他，千万别忘了他的事。

过了些时候，济安来信要史乾赶快去西安。史乾想这准是和上次送信，以及他托济安办的事有关，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史家塬距西安200多里，当时天正下着大雪，史乾不顾天寒地冻，迫不及待地买了火车票，直奔西安。

到西安见着济安后，济安连夜带着史乾来到鼓楼西边的一个商号。俩人从后门进去，后院平房里有人出来迎接他们。济安介绍史乾和李先生（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同志）相识。在屋里，李先生详细地询问了史乾的家世和个人情况，说：“你第一次带情报过封锁线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今后你愿意为革命继续工作吗？”史乾激动地说：“愿意！我早都想好了！”他把在村里受差役欺压的日子，连同想参加革命的心愿向李先生叙说了一番。李先生问史乾：“干革命很危险，一旦出事，会坐牢、杀头，连累家里人，你不怕？”史乾说：“我没干革命他们都抓我、打我，日子没法过。我发誓，头可断，血可流，党的秘密决不暴露！”听到史乾这样说，李先生满意地笑了。他郑重地告诉史乾，说：“上级已正式批准你为北线交通员，你家就是咱北路交通线上的一个据点，你的化名叫‘石生财’，今后你就用这个名字到马栏去联系。”

就这样，史乾走上了革命道路，将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以一个平凡“脚户”的身份默默为党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着。

①拔贡：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

②甲长：甲长是我国解放前保甲制度下诞生的产物。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推行保甲制，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保有保长，甲有甲长，一甲管事者称为甲长。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