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在这里得到边区政府的妥善安置，并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发动对华全面进攻，华北、中原、长江下游地区大片土地相继沦陷，蒋介石决定“以水代兵”，宣布“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1938年6月7日，随着几声巨响，黄河决堤，中原地区顿时一片汪洋，上百万人死于国民党人为的“水患”。洪水肆虐，生灵涂炭，为了生计，中原地区数万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啼寒号饥，辗转投奔各地，仅陕甘宁边区淳耀县接收的难民就达数千人。

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为了妥善安置他们，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种种优惠政策，保障难民的生产与生活。淳耀县政府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遵循“在政治上给以影响，生活上给以帮助”的原则，1942年在照金师家道约140平方公里的地域，集中安置了逃难来的120余户灾民，约300余人。同年年底，在这里建立乡政府，灾民们亲切地称其为“难民乡”“。难民乡”的建立，使流落到此的灾民渐渐安定下来。

灾民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生活极为困难。淳耀县政府了解到灾民的困难后，发动照金、田玉、芋园、柳林、庙湾等地群众，及时给灾民们送来粮食和衣物。“难民乡”领导帮灾民们盖起干打垒的石板房，并组织他们开荒种田，实行生产自救。很快，灾民们过上了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的日子，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淳耀县灾民安置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难民乡”政权得到灾民的一致拥护和好评。

原籍河南新郑县的郭松钦，当年9岁，由于国民党掘黄河淹了河南，成了难民，跟随父母和两个妹妹一路讨饭来到陕西。他回忆说：“1941年冬的一天，我们一家正在小坵西河讨饭，碰到一个过路人，他悄悄地对我父亲说，老乡，要饭干啥哩，到北山去，那里的共产党政府管穷人哩，给发粮、发镢头。你向北走，到寺坡庙上一登记，就行了。听了他的话，我们一家人走到封锁线，碰上国民党保长和兵丁，不让北上，还把我们打了一顿。到了晚上，我们一家绕过封锁线来到寺坡，找到登记处，登记处的人给我们端吃端喝，嘘寒问暖，住了一晚，第二天开了一个纸条，让拿到照金区。区上分配到李家山，由于住房不足，先在区上寄宿了一段。1942年春，我们全家到李家山，李家山满山满沟都是边区政府和群众给难民居住搭建的草庵子。‘难民乡’（后来才知道乡长叫王清洁）在师家道有纺线、织布的机构，妇女大都参加了纺织组，我母亲也加入进去。父亲开荒种地，我在‘难民乡’举办的学校里上学（我的教书先生是位姓成的）。过去的人心齐，我记得区上只要在山头上打三枪（不是敌人“清剿”，就是转移），全区18岁以上的青壮年马上都集中起来。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谁要有点困难，东邻帮西邻，全乡助一人，那股亲热劲，谁见了谁感动。干部和群众关系很密切，政府和干部一切为群众，没黑没明的给难民盖房子，送吃的，这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难民们从心底感激共产党，感谢边区各级地方政府。抗战期间，“难民乡”的妇女自觉地做军鞋、送军粮，民兵上前线抬担架、运弹药，积极地为抗日救亡做贡献。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