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驻扎在耀县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千余人起义，通电全国，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字仲祥，黄埔军校毕业，原中共党员，参加并领导了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出狱后，王泰吉栖身国民党杨虎城部，历任杨部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新兵训练处”处长。1931年秋，“新兵训练处”改编为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王泰吉任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1933年夏，王泰吉骑兵团移防耀县。国民党企图“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任命王泰吉为“剿匪”总指挥。王泰吉不愿打红军，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于是率骑兵团跟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围而不打，应付了这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我国东北，继而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与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合作，在日寇攻打热河、长城各关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号召，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年与王泰吉相熟的谢子长、许权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对王泰吉启发很大。但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不抗战，反而“围剿”苏区和红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加紧镇压。

在内外形势的交相促使下，王泰吉毅然决定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率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约请何寓础（早年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他的代表，寻找中共陕西省委。同时，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周芝轩，汇报起义计划。省委于6月中旬派余海丰（宣传部长）和何寓础一同从西安来到耀县。耀县城北的天宝滩风景秀丽，王泰吉一行三人，在农家菜地水井旁绿荫如盖的葡萄架下席地而坐，进行秘密而友好的交谈。王泰吉坦诚地介绍了骑兵团内情及耀县军政详情，余海丰代表省委对骑兵团在国难之际倒戈起义表示欢迎。余海丰、何寓础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先后派杜衡、刘映胜（杨声）到耀县，具体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6月下旬，王泰吉赴西安面见杨虎城，领到一批军饷和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王泰吉和刘映胜再次召开骑兵团连排长及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具体安排起义事宜。

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王泰吉骑兵团宣布起义。王泰吉骑着枣红战马，起义军袒露系着红布条的左臂，扛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大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冲向国民党耀县政府、保安团、民团、公安局。经过激战，起义部队迅速收缴了耀县城内所有反动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的枪支，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占领耀县县城，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省委派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义勇军成立后，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开仓放粮，释放全部在押“犯人”，逮捕了当地一批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中午12时，义勇军在耀县西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处决了耀县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两家大地主的财物和县政府的存粮，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扩大了抗日影响。此外，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由市民代表组成的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起义第二天，耀县游击队成立。义勇军拨给游击队一批枪支，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义勇军在耀县城里活动7天后，为了争取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起义，改变原定北上白水、澄城的计划，南下向三原进发，开到武字区陵前镇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不料，部队南下到三原心字区辘轳把村时，突然与国民党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被敌重兵包围，战斗失利。部队退至耀县小丘镇，再遭追敌袭击。再次失利后，王泰吉率余部100余人，携带部分辎重北上陕甘边照金苏区。义勇军到达照金后，受到陕甘边党政领导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的热烈欢迎。

王泰吉耀县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震撼西北，意义重大。起义部队进入照金苏区后，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机局面，为保卫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