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不解情缘”

我与书的“不解情缘”

郭艳婷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候物质条件相对匮乏,除了上学和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之外,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有本《一千零一夜》,我便借来一读,一看便深深地陶醉其中。记忆尤深的是《航海家辛巴达》,那个充满热情、勇敢无畏的水手为了夺回“和平之书”,在向邪恶女神爱瑞丝领地进攻的途中,历尽千难万险,他们屡屡化险为夷,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

父亲见我读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便买了几本书给我,《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每晚就着窑洞那盏昏黄暗淡的灯光,开始了文学启蒙。每每读到富有哲理、工整押韵、气势磅礴的名篇名句,我都会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并在次日的清晨大声朗诵。

四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年轻貌美的班主任,她非常注重阅读和写作。经常到校图书馆借阅书籍给我们看,还常常要求背诵课文。记得有一次周末作业是背诵老舍先生的《养花》,班里42个同学,唯独我一人背过了,老师对我赞赏有加,从此也坚定了我读更多的书、诵读更多名篇的决心。

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路遥的《人生》,那时候不知路遥是何许人也,只觉得书中描写的高家村跟我们村差不多,生产生活方式也都类似。当时读《人生》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一定要上大学,离开那个小村庄,过亚萍那样的生活。因此也就把《人生》扉页上的那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摘录在读书笔记的扉页。直到读初中,才知道这句话出自柳青的《创业史》,它的原文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同一年,偶然的机会,在校图书馆看到了厚厚的《平凡的世界》,一读便像是“中了毒”,放学、下课、甚至上课都在看,后来因为在数学课上忘我地看《平凡的世界》,老师把书收了,经过我的苦苦央求,才还给我,我带着它,坐在操场的柳树下,打麦场的麦秸垛里贪婪地读着。

再后来,初中、高中,课程愈来愈繁重,读“闲书”的时间自然少了,可我依然见缝插针地读书,功课做完之际、自习课上、周末,只要有一点点的空闲,便会如饥似渴地阅读。

2007年9月,我读大一。除了上课和吃饭,大把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时而埋头苦读,时而奋笔疾书,也就是那几年,我读了大量自己喜爱的书,徜徉在书海,尽情汲取智慧和力量。李白、杜甫、陶渊明、纳兰性德、苏轼、李清照的诗词,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梭罗《瓦尔登湖》,还有《飘》《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世界名著,鲁迅、巴金、老舍、徐志摩、陈忠实、余秋雨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名家大家,他们笔下的时代、人物和故事,让我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个看似习以为常的过程,实则是我的心灵和思想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莎士比亚曾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精神的发育史,应该是他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阅读水平。犹太民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爱读书的民族,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读书不可或缺,文学、艺术、音乐、诗歌犹如水和面包一样,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只占世界人口0.2%的民族,却获得过29%的诺贝尔奖。

西汉刘向把书当药,因为“善读之可以医愚”,一个人的追求是否高远,品德是否贤达,处事是否得体,都和读过的书息息相关。处在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今天,阅读应该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信仰,每一天都应是读书日。让学习点亮生活,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地栖居,这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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