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由两当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北开进，准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由于起义部队缺乏群众基础，又没有红军游击队的配合，加之行军沿途地形复杂，部队连遭敌人围追堵截，在弹尽粮绝、极度疲困的不利条件下，被盘踞在麟游、永寿交界岳御寺一带的王结子匪军打散。

严峻的斗争现实，使年轻的队委书记习仲勋（不满19岁）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10多天来，连续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体力消耗过度，他一时心力交瘁。6月上旬，习仲勋躲过敌人的疯狂追捕，从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家乡富平。

因为情况不明，习仲勋没有直接回自己家，而是先住到距家10多里的表姐家。在这里，习仲勋与过去自己发展的中共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外面的时局动向。得知自己正在被敌人通缉后，习仲勋想到，表姐家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能就近去富平县城寻找党组织，设法去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工作。几经周折，习仲勋与富平县教育局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石仲伟接上了头。石仲伟是习仲勋高小时的老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受中共地方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的公开身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安排，在富平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同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一高与省委派来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对程建文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程建文恰好要去三原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是日傍晚，习仲勋和程建文头戴大草帽，简单化装后悄悄奔出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家，次日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几经辗转，习仲勋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想到或许很快就能见到刘志丹，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他久久抑郁的心情一下子明朗了很多。习仲勋向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再次表达了自己希望早日找到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同乡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原名周明德，是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是干兄弟，习、周两家向来交往密切。民国十八年关中年馑，周冬至随母逃荒到耀县照金，靠租种山地勉强糊口度日，周老四仍留在富平老家，靠驮运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维持生计，常往返于照金一带北部山区，不时听到些陕甘游击队的消息。

习仲勋从周老四处打听到陕甘游击队的行踪后，决定和他一起北上照金，寻找刘志丹的队伍。

这是一个阳光灼人的秋日，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路上，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独轮车，缓缓地前行着。拉车的人是习仲勋，推车的是他的同乡周老四，两个人扮作盐贩子，拉着盐车，一路向照金走来。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河水。经过百余里崎岖山路的跋涉，习仲勋和周老四终于赶到照金老爷岭，借住在周冬至家里。

到达照金后，习仲勋很快打听到陕甘游击队的消息。巧得很，陕甘游击队此时正在照金西边的杨柳坪休息整编。习仲勋得了消息，匆匆从老爷岭赶来，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快看，老刘过来了。”身边的人给习仲勋指点着。习仲勋抬眼望去，只见一个精神饱满的高个儿正向这边走来。及至走近了，他才看清，这个被边区军民亲切地喊为“老刘”的刘志丹，脸庞清瘦，高鼻梁，目光深邃而温和。很快，刘志丹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习仲勋的手。

终于见到比自己年长10多岁的刘志丹，习仲勋觉得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一时激动，竟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的紧张与窘迫，拉住他的手，笑着说：“干革命哪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呢！”刘志丹真诚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如春风拂面，让习仲勋感到亲切又温暖，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话匣子也随之打开。

习仲勋向刘志丹详细讲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搞两当起义，以及开展农民运动屡遭失败的情况，内心感到沉重与迷茫。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起义时你还是队委书记呢。”停了停，刘志丹接着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原因何在呢？依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认真听着刘志丹的话，心中若有所思。

与刘志丹在照金金刚庙的初次会面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照金，习仲勋和刘志丹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也是在这里，习仲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他革命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