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这是1933年刘志丹为悼念刘林圃而敬献的挽联题词，是他对烈士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

1909年，刘林圃出生在耀县刘家河村。1921年，12岁的刘林圃进入石人小学读书。家境贫寒的他，读书格外刻苦，极少贪玩，四年后顺利考入县立高小。1925年秋，渭北各校学潮蜂起，县立高小受到影响，刘林圃因不满学校落后封闭的封建教育，参与闹学潮而被开除。

失学以后，刘林圃在家刻苦自学，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内时事政治，忧国忧民。旧社会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现实悲境，激发了他积极寻求光明的革命热情。为了探寻真理，实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刘林圃开始四处奔波。

1925年冬，刘林圃参加国民军胡景冀部，任团部司书。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湖南长沙分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被党组织派往河北滦县、唐山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夏，因参与领导平津地区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多次刑讯逼供，用尽各种酷刑折磨刘林圃，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最终，敌人因为没有抓到刘林圃“反动”的真凭实据，只好将他释放。1931年夏初，刘林圃在颠沛流离中，从天津回到阔别5年多的家乡耀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民族危亡，刘林圃奋笔疾书，撰写《满洲问题与中国》一文，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阐明了发生侵略战争的根源，提出解救满洲、解救中国的途径。文中一些精辟的论点，今天读来，仍然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1932年春，刘林圃来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随后，组织派他去驻凤县杨虎城部警三旅二团一营领导和指挥起义。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达凤县的当晚，即在凤县县城丰禾山庙内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决定趁部队换防之机举行起义。4月1日拂晓，一营一连、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在营党委的安排下，插入部队行列随军前行。是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在两当县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对当晚的起义行动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全营所有党员参加了会议。

午夜12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两当的夜空，两当起义打响了。各连起义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机枪连代理连长被击毙后，一连战士和机枪连对峙起来，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由于机枪连顽固抵抗，始终未能解除武装。与此同时，左文辉、张子敬等人带领各排坚守东、西城门，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营长王德修。因王德修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趁机逃脱。起义战斗直打到鸡叫头遍，起义的一营3个步兵连200余人，在各连负责人的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来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在这里，刘林圃简要地向起义战士讲了话，说：“我们起义哗变是为了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大家愿不愿意？”战士们一致高呼愿意。随后，部队连夜北上，沿广厢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次日拂晓，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吃饭休息。在此，营党委开会研究部队整编事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部队改编后，于当日下午继续北进，沿途遭敌围追堵截，与国民党民团匪军多次作战，均取得胜利。后行至甘肃省灵台县时，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被其卡住山道，截住去路。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入麟游以北的崔木，不料，遭当地匪军包围，双方激战数小时，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在敌人节节合围中兵败麟游。

两当起义失败后，刘林圃辗转回到西安。不久，因为叛徒告密，在西安北大街民众教育馆被捕，监押在西安西华门伪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刘林圃铁骨铮铮，虽经酷刑折磨，仍坚强地向敌人表示：“就是油煎火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刘林圃还在狱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诬蔑，勉励同狱战友坚持斗争。

1932年9月26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反动派冠以“山东匪首张庆云”的罪名，押赴西安习武园杀害，年仅23岁。刑车经过西安北大街、西大街途中，刘林圃向大街两旁群众高呼声明：“我不是山东土匪，也不叫张庆云，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耀县人，名叫刘林圃。”把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腥罪恶昭然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刘林圃在刑车上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西北青年联合起来！”等口号，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并向沿路群众讲道：“凡是共产党员，凡是革命者，都应预备流血，预备牺牲！……今天这么多人为我送行，我觉得很高兴、很痛快！” 闻听此言，大街两旁数千围观群众，很多人低头落泪，不胜悲痛。

刘林圃同志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首悲壮的革命斗争进行曲，可歌可泣，永远回响在人民心中。

资料来源：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