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此情可倚

刘新中

回忆，总是在不经意中，缓慢而又执着。如反刍，原来不甚了解，或者习以为常的，渐次咀嚼出清晰与深刻。

在铜川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史上，有这么一座学校，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创办，到本世纪初结束，存在了大约近五十年。它就是我的母校，铁道部建厂工程局铜川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此前，它还叫过第六铁路工程局铜川职工子弟学校，西北铁路工程局铜川职工子弟学校等。后来它更名为第一铁路工程局一处职工子弟学校。它的诞生和存在乃至名称更迭，曲曲折折，印证了共和国的一段历史风云。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同年11月，为保障战时军需运输，中央军委、铁道部以东北铁路特派员办事处工程总队为主体、从全国各铁路局抽调部分骨干力量，正式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跨过鸭绿江，承担京义（平壤-新义州）、定清（定州-清水）铁路线的抢修任务。在此期间，这支年轻的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立下了赫赫战功，有200余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了“排弹大王”郭金升等一批英雄人物。郭金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人就拆掉了美军飞机投下的603枚定时炸弹，光是炸药，就掏出了27吨。他拆除的炸弹残骸标本，至今还保存在第四铁路工程局五处的荣誉室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郭金升被授予“特等功臣”的称号，还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周恩来总理称赞道：这等于砸掉了美国的定时炸弹工厂。作为志愿军归国观礼团代表，在北京怀仁堂向毛泽东主席敬酒，毛主席称赞他，“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定时炸弹的秘密被你揭破了”。我上小学时，我们学校专门还请来郭金升为我们作报告，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英雄”。

创办我们学校的，就是这支铁道工程总队。1953年11月，铁道工程总队胜利回国。稍事休整后，1954年1月，一部分与铁道部第八工程局合并组建成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第六工程局，参与了宝成铁路的修建。此期间，下属的203段204段移师铜川，参与铜川矿区的铁路专用线建设，如连接咸铜铁路到王石凹、三里洞的铁路。

他们和铜川的联系，就此开启。

当时的铜川，正处于雄心勃勃的工业建设准备阶段，铁六局的介入，无疑为铜川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张宏伟的蓝图，正徐徐展开，除煤矿继续向北延伸外，还计划要修建通往延安的铁路。为此，铁六局在铜川三里洞的漆水河畔，征用了很大一块河滩地，修建了自己的基地，盖了大片的房屋，我们的学校也因此应运而生，最初，属于工地小学的性质，后来，开始正规起来。待我们毕业时，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已有了戴帽初中，后来，铁一局一处接管后，沿芳草堤靠三里洞煤矿一侧，又修建了新的更加规范的校园。

1958年9月，第六工程局撤销后改编为铁道部西宁铁路局；部分人员调出与北京、济南、成都、西宁、太原等其他铁路局抽调的人员合并组建铁道部青藏铁路工程局，为修建内地通往西藏的铁路做准备。1961年1月，西宁铁路局撤销改编为西北铁路工程局。1963年9月，为应对偏安台湾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反攻大陆，西北铁路工程局撤销后南下福建前线，队伍及机关成建制调入铁道部福州铁路局，并在福建省南平市成立铁道部福州铁路局工程指挥部。

那时候，一切服从国家建设或者战备工作需要，铁路工程单位，打起背包就出发，人说走就走，但盖好的房屋和家属孩子无法跟随，学校也无法相随，于是，我们的学校留下了，名字也随之变来变去。

而铁路工程总队另一部分则几经分化组合，最后成为铁道部华北铁路工程局。1965年1月，完成战备任务的福州铁路局工程指挥部调入华北铁路工程局，一支曾经英雄的队伍又重新融合。1965年6月和1966年3月，铁道部华北铁路工程局建筑处及所属单位先后成建制调往铁道部第五勘测设计院，后改编为铁道部建厂工程局。除国内许多大型交通工程项目之外，还参与了中国著名的援外工程坦赞铁路的建设。

华北铁路工程局则正式更名为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为贯彻执行西南三线铁路建设的国防战略需要，整体搬迁至云南。

几十年风雨激荡，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名字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血脉流动，衍生了许多支铁路队伍，修路人面对的，永远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环境，这些队伍为祖国建设事业四海为家、服从大局、无私奉献、艰苦创业。以汗水、鲜血以至生命的代价，为共和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们学校，只是修路人艰苦奋斗的一个缩影，那时，我的许多同学，类似今天农村的留守儿童一样，他们的父亲来信，通讯地址今天在湖南，明天就在安徽、湖北，甚至在某个大山某个不知名的山沟里。他们的父亲，每年一次探亲假，常常风尘仆仆归来，匆匆别离而去，赶上工程紧张，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也保证不了。即使跟随父母，也十分艰苦，修王石凹专线时，我们学校有一些同学，随父母住在柏庙沟临时窝棚或土窑洞里，早上，要沿铁路线走十几里到学校上课。那时，柏庙沟一带还很荒凉，一次，高我一级的一个女同学早上天黑乎乎的刚出门，就被狼叼走了，父母听闻响动，追了出来，狼才丢下人逃窜。还有一个同学，随父母到了福建铁路工地，不知是吃了不洁食物还是被人遗弃的糖果，中毒身亡。那会，阶级斗争弦绷得紧，人说是美蒋特务搞破坏。但无论如何，铁路工地条件艰苦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倒是真的。

大背景下，我们学校的特点鲜明，至今，铜川各学校，无出其右者。一是东北话多，校园里常听到的是“这疙瘩”“那疙瘩，”“这个银”“那个银”，原因自然是东北人多，最初的那批工人大多数是东北入伍的志愿军老兵，他们的子女当然也是这般口音；学校学生中还有西安铁路局的子女，以河南人居多，东北话加上河南话，一时蔚然风景；二就是行业术语多。我刚入小学时，正是共和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也办起了农场，就在如今的柏庙沟和乔子梁一带，那时，正修铜川到王石凹的铁路专线，我们称呼那地方，用的是修路的公里标记术语，7公里3或8公里4。

许多时候，铜川人称呼我们学校，一律为铁路局学校。稍微懂点行情的，叫六局学校，或者三段铁小，因为，有一段时间，203段段部，就和我们学校在一块。

上学时，我对我们学校的历史了解并不多，离开学校后，由于工作关系和兴趣，反倒熟悉了一些。我曾经写过和我们学校相关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我们的学校》，一篇是《恰同学少年》，前者写了和学校的一些情感，后者写了一些和同学的轶事及来往。1997年，铜川市编辑《这方山水——可爱的铜川散文集》，我带几个人在位于三里洞的万家灯大酒店统稿，因为学校近在咫尺，晚饭后走到学校门口，那时，学校还在，一些熟悉的老师还在；又过了不知几年，再到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了。

2001年，《铜川教育志》出版时，有人送给我一本，细细翻了，却没有找到我们学校的丝毫踪迹，说到铁路学校，只提到了位于铜川南站的西安铁路局子弟学校。应当说，我们学校在铜川市的影响，决不可小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我们学校的乒乓球、航模曾经为铜川市带来荣誉；我们学校的文艺活动，曾风头一时，1970年铜川市歌舞剧团成立时，一次就从我们学校选拔了7个人。

不由生出几分遗憾。

岁月，像风呼啸而过，卷走了许许多多，但心中有，情感总可以找到倚仗的地方。对于我的学校，我想，有一份情愫，也就够了；当然，还要加上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