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阳

我接到婶娘电话，说叔父出事了。 

父亲这一辈，姊妹弟兄四个，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婆算生得少了。父亲老二，叔父老三，上头一个哥，下边一个妹，到了我这一辈四家子各是一个独生子。婆时常说笑，说等她死了，连个哭恓惶的孙女都没有。叔父属狗，比我父亲小两岁，小堂弟却比我小了整整八岁，婶娘便时常抱怨，说她的命为啥这般不好，晚育了这么些年，同龄人的娃都上小学了，自己差点连个种都没有，到底是该怪谁啊！ 

第一次说起他，是在婆的窑洞里。我躺在炕上，听婆讲着她的三个儿子。叔父比较淘，不好好念书，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大字也不识几个。年轻时，和另外一个堂弟经常打架惹事，小伙伴给起了绰号“孙武松”和“孙老虎”。十七八岁的时候，祖父带着他在塬上的小煤矿井下驾辕拉炭，个头矮，力气大，反而在低矮的矿道里占了优势。从此便背着冷蒸馍，起早贪黑，往返于六百多米的天地之间，这一干便是二十多年。通往地壳之心的矿道，只有矿灯；爬上天堂之口的绞车，只剩月光。前多年，煤炭行业经过关井压产，取缔关闭了一批小煤矿，叔父自然也告别了他干了多年的营生。 

后来，我听父亲说，叔父在街道干起“钓鱼”了。他拿着麻袋和铁钩，坐在桥下的土堆上，或工地前的空地上，等需要劳力的人前来“下钩”。没有文化的乡下人给这种无奈而苦涩的等待过程，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犹如坐在湖边，看鱼儿嬉戏。身单影孤，天地寂静。阳光下，黑亮的铁钩闪着沉重而冰冷的光，像是那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叔父虽身子单薄，力气却很大，时常跟着大货车司机装水泥，别人一次扛一袋，他左右胳膊底下就能夹两袋，有时候左手提起一袋扔到右肩上，一次可摞三四袋。活儿干得好，老板也乐意找他干。水泥得趁热装，时常肩上、腰间烫得起泡，甚至感染溃烂，休息三五天，接到老板电话，又提着麻袋和铁钩走了。他说，干这活儿工资大、挣得多，别人觉得苦，不乐意干，咱干得顺手，反而觉得轻松；再说，咱这些没文化的人，不能吃智就得吃力，不肯多出力咋能行哩？日子咋过呀？ 

再后来，我听母亲说，叔父在城里买了房。这些年，他整天“钓鱼”攒了不少钱，婶娘也一直在街道打工，二人合力交了首付，总算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农村人通过劳动能在城里买套房子，简直比登天还难。村里好多人说，人家勤劳，干活实诚，城里买了房，以后就享福了。 

几天前，我接到婶娘电话，说叔父出事了，刚做完手术，右手三个指头没了。我和母亲惊恐地赶到医院，看到叔父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右手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见我们进来，他赶忙抬起身子，终于在没能成功之后再一次躺下了，艰难地笑着说，你们来啦。母亲问情况咋样？他又是笑着，说没啥事，指头截了三个，歇一段时间就能干活了。我看见他额头和脖子上冒出许多汗滴。坐在一旁的婶娘说，还说没啥事，昨晚疼得一夜没睡，刚眯了一会，又疼起来了，一辈子就是嘴硬，宁愿自己受苦。说话间，他又是艰难地笑着，瞅瞅我，看看婶娘。 

叔父右手的三个指头是被大车门夹伤的。刚把一袋水泥装到车上，铁门掉了，他迅速抽出手，但抽离手的速度比不上铁门自由落体的速度。三个指头抽出来时，几乎已经没有了肉，只剩下夹杂着血丝的光骨头，医院只能做截肢手术。 

婶娘又说，昨晚准备进手术室，自己疼得直冒汗，嘴里还不停地说，给老板把车没停好，料也没归置到位，让赶紧打电话说一声，不能耽误人家事。 

我落泪了。我仅有的勇气只够用来掩饰自己的懦弱，而最大的坚强是努力克制自己，不露声色地看着眼前的叔父。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痛苦，低下头偷偷擦拭眼泪，当我再次抬眼看时，叔父平静地望着天花板，嘴角依然微微上扬。 

我突然觉得，似乎这些年来，我那靠吃力而谋生的父辈们，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无情地抛弃了，一直到现在。可他们仍然在那片广阔的天地下寂寞而艰辛地劳作，给命运以强有力的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