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的铁道

李小泉 

坐九路车去老区，路过军工路口，忽然间看到蒸汽机头不知何时赫然杵在那，心里嘎嘣一下，周身潮热，遥远的矿区和铁道拨开时间的浓雾朝我走来，当年我义无反顾离开的地方，三十多年却原来一直在自己内心深处某个地方隐匿，明暗不定，躲躲闪闪，终究要等到某个特定的时刻，才肯浮出水面，扭捏着移步向前。 

徐家沟矿隶属铜川矿务局，地处黄土高原向南延伸的余脉里，沟沟坎坎，风霜满面。十七岁之前我就生活在那里，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矿不大，家就在铁路下面，直线距离不过十五米，从小到大，我就是枕着火车的吭哧声和震耳的鸣笛声入睡的。 

铁道是矿务局运煤专线，像根绳子，把桃园、史家河、三里洞、王石凹、金华山、徐家沟、鸭口、东坡这些藏在大山褶皱里的煤矿串蚂蚱一般串起来，一路向东延伸，直到蒲白矿务局。只不过历史原因，从东坡矿往东的路线一直没运行。 

当年的铁道很繁忙，吭哧吭哧的火车一趟趟穿梭，把几百米深处采掘出来的煤炭，源源不断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曾为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打记事起，拉煤车有时会挂有几节“闷罐子”，以前坐汽车不方便，实质上还是因为车票贵。东来西往的人都会选择便宜的火车出行。那时日子很苦，常年在暗无天日的井下挖煤的矿工更是如此，每月领取的银子都滴答着血汗，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用。“闷罐子”可以拉人和行李，听老人说早前也装牛羊，那景象我倒是没见过，应该很有故事。“闷罐子”铁桶一般，除了四壁一无所有，往车厢地面上铺张报纸，就是座位，车门拉上，车厢漆黑一片。路上要钻好几个山洞，火车头排出的浓烟无法及时扩散，从车厢缝隙钻进来，整个车厢烟熏火燎，呛得人肺疼。有时火车碰巧没挂“闷罐子”，急于赶车的人就会偷偷扒上装煤的车皮，蜷缩在煤堆上，下了车就跟从井下上来似的，衣服、鼻孔都是黑的。 

后来，蒸汽机头换成了内燃机车头，“闷罐子”也换成了绿皮车厢，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出行首选方便快捷的汽车，坐火车的人越来越少。再后来，绿皮火车停运了，徐家沟火车站也变得凋敝、冷清。尤其近几年，整个东区煤矿全部关停，那些拉煤火车踪迹全无，不知道钻进哪条隧道，再也不见，主副绞都静止在时光里，选煤楼也变得肃然暗淡。没有了目的地的铁轨，铁锈剥蚀，光亮褪尽，伙同疯长的野草在时光里寂静无声，正如作家存朴所说，遗弃是时间的本性。 

在铁道边出生长大，对铁道有一种很熟悉的感情。通过观察信号灯的颜色或者仅凭时间就能知道火车什么时候会通过，耳朵贴在锃亮的铁轨上仅凭声音和振动就可以判断出火车离我们还有多远。如同一个庄稼人熟悉自己的土地和犁耙一般，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自豪中夹杂着些许卑微。传说河南人当年挑着担子，带着全家，沿着陇海线一路逃荒，像种子般洒落，中原人的顽强豁达沿着车辙扎根下来，故事听起来有些悲切，但基本属实。矿务局东区的铁路是陇海线的一个分支，沿途住家户应该是另一个版本，当年东区煤矿如火如荼正在建设，不只是河南人，安徽、河北、甘肃等地很多讨生活的人们，追随着生活的希望奔袭而来，落地开花，繁衍生息，过着艰难却乐观的日子。 

矿区很多人家就住在铁道边，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四米，厦房顶上的茅草凝重无声，毛毡搭的小窝棚低矮简陋，背靠崖畔的人家还挖有窑洞，没有装饰的门楣透着沧桑。但对于铁道边长大的孩子来说，贫瘠都不是问题，吃饱穿暖就是快乐。铁道就是游乐场，把大号的铁钉放在铁轨上，然后追着火车屁股进行地毯式搜寻，直到发现变成小宝剑的铁钉，英雄般擎在头顶。夏季，暴雨过后天放晴，铁道旁的排水沟里的淤泥很光滑，挖出一块，坐在枕木两端，使劲团着手中的泥巴，直到把它摔打得像馒头一样光洁细腻，中间挖个坑，问对方“哇呜哇呜响不响”，对方说不响，于是把泥巴使劲扣向枕木，“啪”一声，泥巴底部爆开一个洞，对方就给自己补一块泥巴，然后换角色再进行，乐此不疲，汗褂前心后背都浸透了，溅得满身泥点。战平家的大门就在铁路边，他经常穿件到处破洞的小汗衫，脚上穿着他姐的粉塑料凉鞋。端着洋瓷碗，吸溜着面条看我们玩，铁道边稍宽点的一块空地上，“假女子”二平酒窝里盛着羞涩和一帮小女孩们跳皮筋，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轻盈灵巧，比女孩子还跳得好。（不知如今在陕师大一所院校任校长的二平是否还能想起这些。）有时玩着，火车在拐弯处开始鸣笛，我们赶紧起身跑到铁轨外面，捂着耳朵，那个庞然大物喘着粗气过来，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车头顶上的烟囱冒着白烟，火车头轮子红色的曲轴像圆规一样快速划着圈，戴着帽子的司机探出身子往前瞭望，有时会冲着我们招招手，还有个别司机会远远开始呲气，弄得我们浑身细密的水珠，朝火车尾巴一顿骂。东坡方向过来的都是重车，挂很多车皮，哐哧哐哧很费劲，我常会莫名担心车头拉不动它们。火车刚过去我们争分夺秒回归战场，玩够了，就用泥巴做小汽车，用冰棒的棍子穿起四个轱辘，拿回家放窗台上晒干，后来不知它们在院子哪个角落沉默着。 

每年正月十五晚上，爹就给我和妹做灯笼。用炮线拴在罐头瓶口，里面点上红色的小蜡烛，用根小棍子挑上，和邻居家孩子一起出去玩。小伙伴大都提着这种灯笼，只有风民哥的灯笼是用绢纸做的，红彤彤，羡煞众人。从燕翔家那里的大路上到铁道上，嘴里都呜哩哇啦唱着“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沿着铁道转到风民哥家门口，顺着坡坡走下来，回到燕翔家门口，这个圈圈从而完成闭环，然后再继续绕。每个人黑亮的眸子里都有一盏灯笼，在夜色中闪烁。直到睡意袭来，吹灭蜡烛各自回家。时令虽已过了立春，风还很料峭，手里提着那点点烛光，温暖了一个孩子的童年。 

那时做饭洗衣的用水都靠一副挑子来完成。居民区有几个供水点，一天供水两次，每家都会挑水把水缸甚至盆盆罐罐装满，挑水的人男女老少什么样都有，桶也形形色色，但一律整整齐齐排着队，一点点往前挪着，也有人家一副桶排队，到跟前一下子变出来好几副，惹得排在后面的人愤愤然，但碍于左邻右舍的面子，也就在脸上变幻颜色罢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们聚集在水管那里说着家长里短，七零八碎，谁家媳妇会过日子，面条擀得筋道光溜，或者谁家儿子骚情，穿个一尺宽的喇叭裤招摇过街，被老子拿棍子揍，要不就是去赶广阳会，吃了老马家的水煎包，如何香，种种此类，有些话虽然有些讨人嫌，但通常听着哈哈一笑，如秋风过耳。银凤家住在矿区版图东北那个尖上。她姊妹六个，母亲身体不好，家里很多家务都是她做，当我还只停留在偶尔帮妈妈洗碗扫地的阶段，她就承担了很多，银凤家离挑水的地方有五十米，回去要上一个小陡坡，然后顺着铁道往回走。由于住家户离铁道太近，且几乎每家的门口都开辟有巴掌大的小菜园，紧挨着铁道，人们出行都只有踩着枕木走。枕木间距离基本固定，跨一根有些小，跨两根有些大，着实有些纠结。枕木上散落着石子，很硌脚。挑水是个技术活，要掌握好步伐和节奏，节奏一乱，桶里的水就会晃出来。而她每次都安安稳稳挑上四五趟，直到把所有的水缸倒满才算完成任务。我试着往家挑过水，不到二十米的平路，压得我龇牙咧嘴一摇三晃往家走，水桶前仰后合，到家一桶水洒出来大半，裤腿都是湿的，肩膀火辣辣疼，从此作罢。 

周日，银凤、会杰和我三个小丫头会沿着铁轨走猫步，顺着铁道往东走，一直到鸭口医院那里，顺着医院的小坡往山上走，小路旁边的平房区，就是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里安锁子的家所在处。仔细算来，先生在鸭口创作的时间正是我们上初中时，也许我们真的有幸曾和路遥先生在那个拐角处相遇过，只是，三个小丫头还很懵懂，无法洞悉机缘，与先生擦肩。过了医院继续往上，路上的浮土很厚，一脚下去，像踏上棉花包，鞋面顿时被黄土洗礼。到了山顶，找一块茂密的草丛坐下，身子隐在柔软的草里，俯视山下铁道上吭哧吭哧的火车喘着粗气爬行，机头冒出的蒸汽粗粝豪迈，游荡在半空中。说到未来，会杰只笑，不说话，银凤会一首接一首唱歌给我们听。歌声穿过山坡上空灵的长芒草，回荡在散发着青草味道的山坡上。与其说唱给我们，不如说是唱给懵懂的青春。唱歌的和听歌的心里都有莫名的感伤。只是我们还不懂青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铁道那头世界在我们心里辽阔无边，清晰又模糊，极具诱惑和渴望，但我们却无能为力。 

大多时候我们往西走，坐在三娃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下，嘴里叼根狗尾巴草，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梦想中的远方。老槐树下的农民场上有孩子在打闹嬉戏，对面南山有放羊的人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着什么，鸭口村学校院子里的国旗静静矗立。那个时刻耳边有风掠过，老槐树慈祥安然，偶尔有火车鸣着笛从我们身边迅疾驶过，捂着耳朵的三个小丫头认为这一刻会是永远。 

十七岁那年，我背着书包，装着梦想和方言，站在徐家沟矿部的十字路口，眼前的街道残破不堪，铁道边的房子衰微破败，墙皮剥落，对面山上衰草离披，街道上的人面目不详，我急于想逃离。十七岁的我坚定地踏上拥挤的中巴，驶过扳道房的铁道，过了洞子口，矿区在身后急速后退，消失不见。 

从此，我和她们走散了，再没有相聚。打小建立起来的友谊，温暖了那些素色的时光。 

走散的，还有故乡。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梦想的路上奔跑跌宕，自以为早就已经和故乡分割开来，故乡如同门前狭窄的巷道，束缚着我飞翔的翅膀。年近半百方知，父母埋在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根就在那里。如剥离于故乡胎盘的婴儿，血液中的基因早已和母体撕扯不断。只是，再也回不去了，当年的自己急于逃离的故乡，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斑驳锈蚀的铁道再长，总归已经被时光遗弃，无法再通往故乡。 

“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只是，不知院子里那辆沉默的小汽车，最终驶向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