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腿林》（吕学敏著，黄河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的叙事结构颇为讲究。

小说叙述形态具有新写实主义风格，叙述语言精简传神，叙事策略具备明显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以一只狗的视角看西后村。

吕学敏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他《子宫》《白狐》等五部长篇中最成熟的一部，是铜川市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特点探究一下长篇小说《腿林》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一、浓重隐喻意味的开头。

小说开篇写道“我是坐在笼子里被主人提到市场上去卖的。我们同胞五个。这时我们才三个月大，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排行老四。主人的婆娘就说，留一个，其他的卖了。……我是和粪笼子被柴胡爸这个新主人提回来的，淋了雨，我只打了几个喷嚏，并没有感冒。我成了西后村的一员。”

这篇新颖别致的开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从叙述技巧上讲，这样的开头完成了对于“叙述者”的明晰交代，第一句话就充满了命运的不可抗拒色彩，“我是坐在笼子里被主人提到市场上去卖的”这句话蕴含悲凉之雾。而且“叙述者”正是在这样不可把控的命运里极具偶然性地成为了“西后村的一员”。这样的开头似乎就隐喻了“虎子”最后悲剧性的结局，一个外来者，目睹了一个村子的一切，又为这个村子所不容，消失在了这个“西后村”。

二、自由视角的元小说。

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为什么要用狗的眼光作为视角呢？狗不比人，狗的眼光是客观的。人看人是掺杂偏见的。那只狗很可爱，到最后成了村里的敌人，这里面值得回味”。是的，很值得回味。当“叙述者”虎子被以柴胡率领的村民围猎，被一支铁叉无情地穿身而过，“彻底死了”，悲凉之雾不仅再次笼罩读者的心灵；随之变得模糊和可疑的，甚至就是这部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叙述者死了，那么是谁传下这一切？迷茫的叙述氛围于是又加入混沌的成分。

三、准碎片化的结构。

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叙述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腿林》也使用一种近乎碎片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得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男人的大手就在我们的窝里摸着提，我和其中三个就被提出来了。一个姐姐留下来了。”这个“虎子”亲生姐姐的命运在小说中直至结尾并未得到揭示，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读者完全可以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再创作。也许善良的读者会祝愿这个“姐姐”可以有一千种遭遇，只是不要重复亲生弟弟的悲剧结局就好。再如，金苗爱上柴胡，爱上这个从县城回到西后村竞选村长雄心勃勃的男人，可是如火如荼的爱情因为一场波诡云谲的乡村基层选举变得愈发模糊不清，至于无形。

多重的复指文本以一种文本指涉另一种文本，天换、葡萄、七娃、王新麦、花妮、金苗、柴明银、麻光辉等众多乡村的小人物，在《槐花香》《子宫》等作品中又以我们熟悉的形象再次登台，从而造成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文本互相兼容与关涉。

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也是在结构上处于碎片化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现了吕学敏在叙事上时间意识的深层觉醒。

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固化了。但是由于叙事者“虎子”实际上呈现出的全知全能视觉自由穿梭于一座村庄的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绝对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根本性的转折。比如“这个夜黑的像瞎子。县城里多半断电了，一些人就在街道里转，等电，但到底没等着，在黑里转”。时间仿佛停止了流转，仅有空间的巨大存在与颠覆。

循环的叙事时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是以借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开头语的面貌出现的，而独特判断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时间策略被使用时涌现出来的经典句式。小说《腿林》结尾采用了“我死后的事情都在一一应验”这一个预言式的判断句式，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进入将来，又从将来回到过去。

四、戏拟与反讽。

《腿林》中与叙述者“虎子”关系密切的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一个是瞎子，一个是学学。

“学学喜欢与瞎子混在一起，而这条名为虎子的狗，最为亲近的人就是瞎子和学学了”。

瞎子一生独身，眼睛失明，没有人回避顾忌，由之，却得到了一种奇怪的自由，他常常在深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别人家的窗外，聆听着村庄的不同故事。他看不见，却知道村子里所有秘密。然而正是这个瞎子，“在学学的帮助下把村里的作乱之事都记写了出来”，并且印成了虽然只有几十册的书。

学学爱读闲书，但穷得叮当响，媳妇也讨不起，独身一人，家里连一张能凑合用的桌子也没有。一句“要见县作协主席了”却成就了学学的巨大荣誉感。

在叙述者“虎子”———一只狗的视野里，城市的光景是这样的：“城里的时间过得快，一天一天在吵闹中就完了，人多得翻疙瘩，兜里都有钱，出门男女厮跟着，吃吃喝喝。那些女人身上香呼呼地放味儿，我闻了就打喷嚏。晚间饭馆斜对门的那个女人露乳的广告牌很大，灯光把乳房照得白花花的。我看了那乳房温暖得好像农村炕头上的新枕头，就想，那些人怎么会把那样的牌子竖在县城的最热闹处，是让人们都认识女人长的东西吗？”

作家似乎把这种戏拟和反讽当做与世俗现实对抗的艺术途径；另一方面，戏拟与反讽手法的使用在颠覆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同时，也获得了创造一个艺术新世界的巨大喜悦。 

社会转型远不是理论家说得那样一蹴而就，新农村建设也不是某些记者报道的那样美若天堂。吕学敏以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名叫西后村的北方村庄的过往与纠葛。他借用一双狗的眼睛来观察世界，观察不同的沉浮，北方乡村里各色人等的精神轨迹纤毫毕现，虽然多少也让人想起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但是吕学敏的写作，依然具有后现代写作的开拓意义，尤其是相对于这片文学传统无比强大的三秦大地。（党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