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的地名是从“同官”而来。1946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因“同官县”和“潼关县”同音易混淆，特别是电报发达以后，两地译电经常误发，故将“同官县”改名“铜川县”；1949年7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亦决定，“同官县”更名“铜川县”。1958年铜川县撤县建市，名铜川市。而“同官县”的前身是“铜官县”。铜官县始设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至北周建德四年（575）改称同官县。这是历代地方志如明清《陕西通志》、《耀州志》、《同官县志》记载的，也是1990版《铜川市志》沿用的。

近读欣赏友人赐读图文并茂的《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读到《三县邑子二百五十人造像碑》，发现该碑立碑时间是在北魏正光四年（523），而碑中记载的三县是“宜君、同官、土门”，说明“同官县”在这时已经存在，这比“北周建德四年”改名不仅早51年，而且还早一个朝代。

碑刻是最为原始的档案，如果“铜官县”改称“同官县”比“北周建德四年”早，或许在丰富的药王山石刻中还可找到原始资料。于是我带着问题在该套总集中阅读寻找，果然在《荔非郎虎、任保安六十人造像碑》中看到了“邑师同官县维那比丘法安”的记载。“维那”是佛寺中管理僧众仅次于上座或寺主的一个职务，比丘指僧人或和尚。同官县的这个“维那比丘”名叫“法安”的参与了荔非郎虎、任保安的立碑造像活动。这个碑刻立于西魏大统十二年（546），也早于北周建德四年（575）29年。

其实在《周书》中也有“同官县”早于建德四年的记载。《周书》卷17《王德传》载：“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永安二年（529）初，从尔朱荣讨元景，攻河内，应募先登，以功除讨夷将军，进爵同官县子”。《北史》卷65《王德传》亦载，王德“初从尔朱荣讨元景，赐爵同官县子”。此王德在西魏大统元年（535）时因功封为“拜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北雍州即北地郡改，后易名宜州，他的官衔相当于今天的铜川市长。“北魏永安二年”为公元529年，也证实“同官县”之名的出现确实早在北周建德四年前。

这样的资料应该还有很多。查铜川最早立县“铜官县”，《魏书》卷106《地形志》有记载，在太平真君七年，属北地郡。而北周建德四年改同官县说，《周书》、《隋书》皆无载。我翻检过很多方志，后来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宋《太平寰宇记》，该书卷31“同官县”条记载同官县历史沿革时谓“后周除金作此同字”，明代嘉靖二十一年马理等纂《陕西通志》，方有“后周武帝建德四年自铜官故县（高坪原）徙于今治（今印台区北关），改曰同官县，属宜州”之说。明嘉靖三十六年《耀州志》因之。其实北周说的由来，亦出于南北朝时。检王仲荦纂《北周地理志》引《十六国春秋》，得“后周武帝建德四年，自今县东南十里同官故县徙于今治。同字旧从金，止作同字”。《十六国春秋》传世很少，在省图书馆我未查到，但是王仲荦所引用当不会错。《十六国春秋》为崔鸿（478—525）所著，崔是齐州清河（今山东临清市东）人，北魏著名史学家，《北史》有传，“少好读书，博综经史”，仕魏，历官尚书兵部郎中，司徒长史，孝明帝时诏以本官缉修国史。《十六国春秋》本原100卷，但大都散佚，至宋代传世只有20多卷，有清代辑本传世。

即使“铜官县”改“同官县”在后周建德四年说有出处，征之原始资料碑刻，说明崔鸿当时没有到过陕西，没有看到北地郡、北雍州的碑刻等原始资料，而铜官县改为同官县，事实是应当早于后周，应为北魏无疑。至于北魏的年代，已发现的原始资料，最早是北魏正光四年（523）的《三县邑子二百五十人造像碑》，而确切的时间，当在此前，还待新的资料发现以最后确证。（   黄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