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了王可田的《歌》、《苹果园》和《倾斜的道路》三辑组诗，作为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王可田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他的诗重视感性，但内蕴丰实，诗思微妙，令人神远。三辑组诗所演绎的生存经验及诗意表达，让我对王可田的诗歌创造才华刮目相看，他以诗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实力。

对于王可田而言，雄壮的诗句与他无缘，傲慢和雄辩与他无缘，有时候，他的诗甚至会给人以柔弱的感觉。柔弱来自于仰望天空、直面存在，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没有屋顶”，“每一个清晨不无意外地醒来”，宇宙间所有个体的生命过程都是一个与时间抗争的过程，可惜的是，个体生命总是时间的战败者；柔弱来自于非诗时代的心灵挣扎，众生欢宴，现世怎会是全部？“搁浅的躯体∕沉沦的躯体∕依然想望别处的生活”，“塞满人的广场，空荡荡的祭坛∕抬头我看见一片星辉∕一道怜悯的光”；柔弱来自于诗人超于常人的敏感和细腻。“轻薄的生命之羽啊∕渴望一只温存托举的手掌”。这是源自诗人内向性格的“物哀”式的抒情与审美。在王可田的诗中，我们能够领受到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束缚、承受世界的坚忍与真诚，以及地平线上隐忍的希望。对于经历过几十年的准军事化美学、大鸣大放大跃进的政治环境而感觉钝化的当代写作，这种纤细的艺术神经其实是对于美感的挽留，也是对于个人内在世界的沉浸，对于当代诗史高度政治化的僵化声音的摆脱。他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抵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

王可田这些诗作中，时间与生命，成为每一意象深层的结构形式。从哲学上来说，时间是永恒的、无限的、必然的，而个体的生命则是短暂的、有限的、偶然的。二者的同时共境，本身即构成了突出的对立与矛盾。永劫的时间之中，没有什么能真正留下，人作为一种有限性的时间存在，我们房子在流沙之上，永恒的在者却从未显彰。人生如寄的悲哀、季节流易的敏感、历史变迁的观照，化作诗人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对延长生命跨度的追求以及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徒劳地在“岁月的魔镜前∕我寻找一张不变的脸”，诗人终于承认，“没有一面镜子∕能够拼凑∕我们完整的脸”，因为在永逝的时间中，“无数的我，冲得七零八落∕千里万里，散布岁月的山褶”。时间是宇宙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因为谁都无法躲避时间，任何人的存在也总是“在时间中”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人类艺术史上才留下那么多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王可田从那种世俗的、为我们习惯了的、流动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打捞出来的时间的“定格”，为我们提供了静下心来细细体验生命的可能。

海德格尔认为，一件艺术品，必须是大地、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者的统一。大地指大地上的一切实物；天空指一切天文气象；神圣者指超自然的神圣的东西，“是神性召唤的信使”；短暂者是指世俗的有生死的人。这四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单一整体。王可田的诗作，同样具有上述四者的统一存在，诗的意蕴就是在这四者的聚合体中敞开，此在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在这里现身，我与物、人与世界均处于纯然而然的一元境界之中。在王可田的诗中：天空，是“倒扣的碗里盛满了蓝”，“空荡荡的虚妄之蓝，令人绝望的蓝”；大地，盲歌手，盲人诊所，报废的春天，纸片般的女人，城市的道路不通向远方；神圣者，来自永恒的弧形天穹的蓝色领悟，“亘古如斯的表情∕半是拒绝，半是邀请”；短暂者，栉风沐雨，怯弱地歌唱，扭动身子踢踏黄土。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在神圣者之前，王可田的诗思涵纳着一种人性和生命的永恒。

无论在构思方面，还是在语言表达方面，王可田在诗歌的道路上正在通往优秀，当然这与他长期、大剂量的读写训练以及勤于思考的习惯有关。沉迷于诗中，艰苦卓绝的努力，其结果就是，让诗在笔下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诗人们那种理论竞技的激情逐渐减退。曾经喧嚣的诗歌史已经留下了教训：诗人们更愿三缄其口，默默写作。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在天空和大地之间行走，很多时候诗也是茫然的，也许我们会变得更加简单，前程和道路只在行走中。《倾斜的道路》结尾部分，当诸神消退，大地荒凉，我们的存在没有屋顶，王可田提出了三种出路：“我们造屋？在屋内追溯既往？我们勇敢地歌唱？”王可田不会手忙脚乱地造出新屋，因为“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里尔克《秋日》），也不会是耽于过往田园诗梦的怀旧者，他只是一个柔弱而勇敢的歌者。我们存在，神圣生命的存在就多了一份光辉的证据。

宇宙无边，天地也太广大了，在天地之间，其实我们的诗思早已变得纤细弱小，有时让别人看不见。但我们必须心明眼亮，必须信心十足地走下去，诗便可以突破那小小的灯光，与生命一起明亮起来，“绿色泉水喷涌的苹果树披覆着火焰”。

诗人行走着，怀着对世界的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这就是希望所在。（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