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故事我来讲 红色精神伴我行

来源:铜川日报

党的故事我来讲 红色精神伴我行

本报记者 朱敏组稿

编者按: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了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广大青少年通过讲述红色故事,学习英烈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本期,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秀的红色少年们讲述革命故事,重温红色经典。

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沉浮”

讲述人:耀州区关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 张可欣

1922年7月,上海。

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名青年却精神亢奋。他们,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195名党员,秘密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在年轻人的热情里展现。大会起草了11份文件,其中便有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者字斟句酌。8天,3次全体会议;6章、29条的党章等文件,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1927年底,宁波。

白色恐怖蔓延,黑色子夜深沉。由于工作关系,有个叫张人亚的中共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党内文件,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也在其中。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书心愿,希望成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晚,宁波霞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没打招呼推开家中大门。“儿……”父亲张爵谦十分惊喜。张人亚却单刀直入,将一大包文件交给父亲,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此生最后一面。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闹革命,全村都知道。祖父当时声称,张人亚在“四一二”中身故。“在长山岗上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棺材,把这批东西放进去了。”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静泉”——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名字。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底,瑞金。

5年前与父亲匆匆一别后,张人亚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在地下进行共产党工作。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前往瑞金。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此时,他只有34岁。“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1933年1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样写道。

1951年,宁波到上海。

20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息。寻子,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的唯一牵挂。在报上登寻人启事、通过组织关系去找……用尽一切办法,张爵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交还到儿子手中。百寻无果。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东西应该属于党!张爵谦把空坟里的所有文件取出,交给上海有关部门。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那是历史留下的厚重印记。保存完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成为记录二大的孤本文献;里面的中共第一部党章,更是弥足珍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王长流感慨,张人亚和他的亲属都有着“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这样的赤子之心,使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2005年,上海到瑞金。

交还文献后,张人亚的后人依然未放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亲人。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家人在网上一份《红色中华》剪报中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讯息。”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感慨,几十年的寻找,终于确定了方向——江西瑞金。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也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长征途中“半截皮带”的故事

讲述人:新区裕丰园小学四年级三班 王子轩

这是一个有着85年历史的传家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条被截断了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这“半截皮带”的故事。

1936年7月,南下征战的红军从四川甘孜出发再次穿越草地北上,对大部分将士来说这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一片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处的茫茫草地,自然环境恶劣,人迹罕至。与前两次穿越不同,这次的路途更远、时间更长,最大的考验来自粮食的严重短缺。

故事发生在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红四方面军开始穿越草地。彼时,战士周广才所在班只剩7人。由于出发地人烟稀少,粮食储备本就不充裕的他们征程还未过半就已断粮。起初,野菜、草根、树皮尚且还能稍微缓解饥饿,可随着行程的推进,连半株野菜也难寻,战士们只好从自己身上搜罗可以充饥的东西:先是皮枪带,然后是钉在鞋底上的皮撑,最后大家想到了自己的皮带。“该吃你的皮带了。”当班里只剩周广才腰间的那条皮带时,他纵有万般不舍,只能含泪将皮带交给战友。战友们都知道,这条皮带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是周广才心尖儿上的东西。可为了抵抗饥饿,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只得将皮带贡献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皮带第一个眼儿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咱们不吃了,同志们,把它留下来吧”,他向战友哭着恳求道。最终,大家忍着饥饿,把这吃剩的半截皮带留了下来。

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班里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班长在临终前叮嘱周广才,“一定要将半截皮带保留下来,走出草地,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带着嘱托,周广才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延安。为了缅怀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三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1975年,周广才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献给了国家。

“半截皮带”反映了长征这段艰苦的岁月,见证了广大红军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如今,我们生长在一个衣食无忧、和平幸福的年代,每当我想退缩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长征时的周广才,想到先辈们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战争年代铁心跟党走、部队不溃散的坚定信念。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把他们立为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将红色精神发扬光大。

马灯照亮陕甘边 指引红军向前行

讲述人:照金红军小学五连一班 杨嘉敏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这样一件文物——马灯。它是20世纪中国老百姓常用的一种照明工具。现代生活中早已不再使用,然而就是这盏普通的马灯却有着不平凡的身世。正因为它的光芒,照亮了陕甘边,指引红军向前行。

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强令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平原创建根据地失利,几乎全军覆没。加之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空前破坏,陕甘边根据地在失去上级领导和主力支撑的情况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整个红军队伍只剩下40多人,不到30杆枪,缺水少粮,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然而万幸的是,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不久,耀县游击队、红四团,也先后齐聚照金。三支武装的到来,缓解了照金苏区的燃眉之急,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继续斗争的信心。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不能形成合力,照金苏区仍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局。

1933年8月14日,当火烧云笼罩了西边天际时,有几位年轻人正围坐在陈家坡一棵千年古树下,他们像是在商讨着什么,只见黄子祥站起来说:“我认为,应该分散活动,各回各地区打游击战”,陈学鼎立刻反驳道:“这个我不同意,都回自己地方了,还怎么打仗,连一个主力都没有,谁还跟着我们打。”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服谁。此时夜静悄悄,神州大地,早已进入梦的故乡,在这大地酣睡的时候,陈家坡千年古树下的马灯却整整亮了一夜,见证了与会人员不知疲惫的激烈争论,在这关键的时候,作为会议主持人的习仲勋缓缓站起来,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如果分散行动,就会削弱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各个消灭。但是我们集中起来,统一行动,就能使部队拧成一股绳,提高士气,有力地打击敌人。”听完,黄子祥、王伯栋那些少数支持分散活动的同志们沉默不语。这时,马灯的光芒渐渐变得微弱,只见新一轮的太阳从东边缓缓升起,迎接着黎明的到来,会议通过两次举手表决,最终以两票之差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习仲勋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宣布,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整合三支武装力量,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王泰吉同志担任总指挥,在军事战略上,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最后我们要继续坚持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力挽狂澜的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

1933年马灯的光辉照亮了陈家坡的黑夜,给予人们开拓进取的勇气,更指引陕甘边红军走上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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