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故事

何文朝

我是农民的儿子，八岁上一年级，启蒙老师姓袁，是下高埝乡袁家村人。那时，只有语文、算术、常识三门课。语文课本很简单，学生学一课背一课，至今全班同学跟老师大声读拼音的情景历历在目。没有生字表，袁老师就用蜡版刻印，等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香。有一回，父母下地劳动过了中午还没回来，我左等右等，最终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袁老师问清了原委后，当即动员同学们献爱心。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回家，拿来馒头、红薯等塞到我手里，现在想起来都满是感动。二年级时，大我十岁的自家侄儿是我的语文老师，侄儿风流倜傥，才华横溢，颇得校长器重，在他的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进步飞速，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

父亲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他虽没上几年学，但字写得苍劲有力，算盘打得滚瓜烂熟，被推选当生产队的会计，后来他又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劳动之余，父亲翻看《林海雪原》，他在赛诗会随口吟出的诗还上了大队的黑板报。大姐念到高中毕业，在家里时她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讲《红岩》中许云峰、江姐的英雄故事。她记过不少读书笔记，也有一个作家梦，发过诗歌《人生的路》。所以，我爱读书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小学阶段，我借读过《鸡毛信》《地道战》《邱少云》《刘胡兰》《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宁在十月》等多本连环画。在那个年代，可读的书较少，持有画册者俨然是老大，令人羡慕。有个大我三岁的“尖头”，宣称他有一瓮书，便赢得了众人羡慕。经我再三请求，那个炎热的夏天，他避开众人，带我到他家的地坑窑，揭开一个瓮盖，取出唯一一本少皮卷角的小人书，恩准我翻了几分钟，即便这样我也非常开心。

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大概懂娃们的心思，有一回外出给我们带回了两本崭新的小人书。一本是《王恒德》，一本是《长渔七号》。我和弟弟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遍遍翻阅，不觉天色向晚。如何收藏宝贝？我当机立断，厚些的《王恒德》归我，薄薄的《长渔七号》由弟弟保管。当晚，我们将小人书放在枕边，不时拿起来借煤油灯看看，直至甜甜地进入梦乡。

有了小人书我便有了炫耀的资本，还可与有小人书者交换着看，过足了书瘾。一天，随本村大娃到邻村坡里割草，大娃邻村的朋友喜眉笑眼地说要与我交朋友，我不由向他夸耀，许诺借书给他。第二日，我如约到指定地点，将心爱的《王恒德》交到他手中，反复叮咛看快些，快还给我。他连连答应：“一定，一定。”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也不见还书。我碰见了就讨要，他总说明天带来，可一个个明天过去了，书依然没还回来，这让我至今都怅然若失。四年级，我狠心用挖草药卖的钱在书店买了本《官渡之战》，还特意请语文老师在扉页上写了我的姓名，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当时，生产队给当会计的父亲订了《人民日报》《民兵建设》等报刊，我每天放学回来便翻阅报纸，见缝插针地翻阅两个姐姐的语文书，早早接触了《海燕》《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著，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1977年，12岁的我考入阿堡寨中学；1979年，14岁的我凭语文、政治高分考入全县重点高中耀县中学。中学阶段，母亲突发疾病去世，父亲大病住院治疗，加之两个姐姐出嫁，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但我和弟弟没有弃学，瘦骨嶙峋的父亲给我们蒸馍擀面，明确表示：“谁能念到哪儿，就供到哪儿。”因为苦学，我初中眼睛就近视了，高中患上肛肠疾病，特别是严重的神经衰弱，折磨得我坐卧不宁，夜夜难眠。“安下心，扎下根，不达目的不回村”是父亲的教导；“执着追求，自强不息”是我的自我告诫。但我因高考前彻夜未眠名落孙山，遗憾地回村劳动。

我回乡务农，出外打工，劳动之余，别人打牌、下棋、喝酒，我摊开书本阅读、记笔记，乐此不疲。1984年，我做了代理教师，开始教书育人。

教育界有句行话，教师要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鉴于此，加上酷爱文学，我开始有意识地借书、淘书、买书，后通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文凭，转为正式教师。那时，我借过柳青的《铜墙铁壁》，浩然的《艳阳天》等。在旧书摊上淘到了泰戈尔的《饥饿的石头》，梁斌的《红旗谱》等。买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等。同时，我做起“白日梦”，开始文艺创作，为自己设定“读书、教书、写书”的人生轨迹。

我是被读书、被文学改变命运的人。因为语文基础扎实，成为优秀教师；因为写作小有名气，顺利调到阿堡寨中学、乡文教组、铜川新区管委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也获得了市劳模、铜川好人、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

现在，我有足够的藏书供自己阅读。到书店，发现心仪的好书，我还会买，因为爱，所以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