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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回顾抗战历史,缅怀抗战先烈为主题,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版,撷取75年前铜川大地上一幕幕抗日救亡的片段,旨在回顾抗战历史,缅怀抗战英烈,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好地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珍视和平,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铜川新时代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铜川地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全国抗战初期,铜川地区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统治区域。铜川地区的各级中共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从本地实际出发,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隶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所辖的党政机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抗战,发展各项事业,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带领边区军民进行反摩擦自卫战争,维护了统一抗战的大局,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展壮大了中共组织,发展边区经济,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在耀县西部、北部和同官县的同官原以及宜君一部分地区归属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这一区域内有中共关中特委领导的中共淳耀县委,书记先后为张凤岐、陈学鼎、田仲阳、杨植,副书记先后为李科、杨植,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县委下辖6个区委,其中在铜川地区的有中共虎家河区委员会、中共占虎区委员会、中共照金区委员会。

1940年10月,在反摩擦斗争中,关中分区的东邻庙湾、柳林、瑶曲、同官原等地相继解放,中共关中分委组建中共关中东行政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进亭,下辖庙湾、柳林、瑶曲、同官原4个区委,21个支部。1943年2月,东行政区工作委员会改为同宜耀工委,书记杨安仁,10月,同宜耀工委辖区并入淳耀县,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辖有6个区委,46个支部,667名中共党员。同时在辖区内建立有抗日民主政权淳耀县参议会县政府,县长先后为封正宝、张凤岐、郭树庭、郭存信、刘永培。东行政区办事处主任先后为郭进亭、杨安仁、霍如琯。同宜耀县政府县长先后为田润芝、李积成。1943年同宜耀县撤销,辖区划归淳耀县,县长为李积成,副县长房文礼。1937年10月,建立了淳耀县保安大队部,大队长先后为王克仁、左文辉、王方民。政治委员先后为陈学鼎、田仲阳、杨植,隶属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和淳耀县委。1941年12月,在保安大队编入关中分区地方武装后,淳耀县委随即成立了淳耀县民兵大队部,隶属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和淳耀县委。大队长先后为封正宝、刘永培、李积成,政委先后为张风岐、陈学鼎、杨经纬,参谋长先后为耿元林、赵一如。

在铜川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着铜川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主要有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郗成斋、陈景藩、刘永福,机关先后在县城和阿姑社,先后辖有中共阿姑社区委、中共野狐坡区委、中共王堵村区委,发展党员近百名。中共同官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贾武祥、李特生、韩学礼、宋任远、李波。中共宜君县工作委员会,1938年2月前隶属陕西省委,后隶属中共洛川工委,先后下辖14个支部,党员90多名。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人民参加抗战,缴纳粮草、出壮丁,在发展中巩固中共组织,在巩固中提高战斗力。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耀县、同官、宜君的反动势力抬头,特务活动猖獗,破坏中共组织,迫害进步力量。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组织工作原则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严密党的领导,紧缩组织机构,工作重点由发展转为巩固的指示,保存了党的力量。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或遭破坏、或被迫隐蔽,先后都停止了活动。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加上华北解放区的严重自然灾害,抗战进入极端困难时期,为了战胜困难,夺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政策。1942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区党委合并,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铜川中共组织统一归属关中地委领导,在中共关中地委领导下,铜川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红二方面军在陈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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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中共红二方面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陕西同官陈炉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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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炉抗日救国会旧址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侵略的战火。中国共产党率先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积极支持中国军民在各地抵抗,直接参与、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

1934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高举抗日旗帜开始长征。随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相继长征,踏上北上抗日之路。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承担起了汇合抗日力量,拯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重任。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对国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并做好出师抗日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渭北一带。“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37年2月中旬,国共两党开始了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改制等主要问题的谈判。

1937年2月6日,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等直属机关,由泾阳县云阳镇进驻同官县的陈炉镇及立地坡、黄堡、城关诸地。红二方面军在陈炉等地的两个多月时间,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有利时机,积极播撒革命火种,开展政治、思想、军事整训和轰轰烈烈的统一战线等工作,有力促进了全军上下转入一致抗日和抗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同官一带形成了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革命高潮。红二方面军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业绩。陈炉镇成为红二方面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两个多月后,红二方面军由陈炉镇转移到富平县庄里镇,仅三个多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0师,奔赴抗日最前线。

战略集结 挺进关中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

1935年11月19日,配合中央红军完成任务的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于1936年7月2日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委关向应,与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今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城东南)、兴隆镇(在甘肃会宁县)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关向应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环县洪德城(今环县洪德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甘肃环县胜利完成山城堡战役,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致使日军又加紧向华北地区侵略。

1935年1月、5月,日军相继制造了察东、河北、张北事件,国民党当局一味妥协退让,并与日本方面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更加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1935年8月1日,尚处在长征途中的红军,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明确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积极促进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

1936年12月12日,被蒋介石迫令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移驻西安附近的渭北一带,协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在谈判协议上签字,敦促“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国民党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图谋。红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的率领下,于1937年1月4日奉命南下,向淳化、三原地区集结,防御进逼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1月9日,到达泾阳县云阳镇驻扎。

进驻陈炉 站稳脚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扣押了陪同他回到南京的张学良,命令中央军分五路进攻西安。为了保卫“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同时,加紧红军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为抗日战争进行准备,红二方面军奉命驻防富平、同官等县。1937年2月6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直属机关,由泾阳县云阳镇移驻同官县陈炉镇。当时,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以下简称“二高”)正放寒假,在陈炉镇联保主任高少峰的积极协助下,部队的驻防得到了妥善安置,贺龙、关向应及司令部工作人员住在二高小学内,政治部住在水泉头,卫生部住在马家科,后勤部住在咀头,红军战士都分散住在陈炉镇的群众家里。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和恐怖政策,广大的劳苦群众还不能正确的认识红军,因而,不敢接近红军。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误会,红二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利用军政训练的间隙,深入到群众之中,同群众拉家常,为群众担水、扫地,做好事,告诉群众:“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宣传红军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红军的剧团经常在二高小学的大操场上为战士和群众演唱新戏、新歌。2月,红军在二高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军民大会,贺龙、关向应等军队领导参加了大会,会上,贺龙就当前国内的形势,发表了通俗易懂、感人肺腑的讲话,动员、号召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洪流之中。他的讲话极大地教育、鼓舞了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树立起了跟共产党走,坚定了打倒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的信念。红军高尚的品德和严明的纪律,深深地影响着群众,使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有了明确的认识,很快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心理,感受到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是自己的亲人,是解放劳苦大众的人民军队。

高举党旗 强健军魂

1937年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党员代表大会在陈炉镇上街梁财主家的“静守堂”内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有贺龙、关向应、甘泗淇、任弼时、王震、颜金生、廖汉生、李贞、李井泉、彭绍辉、梁仁芥、廖明、杜立裕等。任弼时作了政治报告,代表大会总结了红二方面军长征以来的历史经验,讨论研究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选举了出席陕甘宁边区党代会的代表等。这次代表大会,贯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分析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全军上下转入一致抗日和抗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保证部队忠诚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保证部队的红色战士性质,保证部队胜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进而胜利完成抗战任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次会议是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0师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0师做好了政治思想准备。

发动民众 救亡图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出现新局面。为了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红二方面军派出政治部、地方部的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于同年3月9日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陈炉“工人抗日救国会”,会上由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作了政治报告,并讨论了改良瓷业、增加工资、加大陈炉集升容量、重新制造大烟胡芦、取消头儿捐、借粮问题、工委执委人选等问题,从此陈炉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人们的事情由“工人抗日救国会”出面办理。红二方面军统战部还组建同官工作团,进驻同官县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驻同官办事处,开展对地方政府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国民党同官县县长田在养主动帮助红军解决粮草供应问题。陈炉镇联保主任高少峰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给地方教员和知识分子等,办新文化学习班,宣传抗日政策和革命道理,并在陈炉至同官县与富平县的交接地域,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政策,扩大党的抗日影响,唤醒广大民群众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减租减息”“共赴国难”等大幅标语贴满了陈炉镇街头。“人民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的抗日救亡歌声,在渭北山区回荡。“人民被唤起,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辱”的口号,激励着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使红军的队伍得到补充,抗日力量进一步壮大。

播撒火种 壮大组织

贺龙、关向应等部队首长十分重视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派出薛少卿、贾武祥等深入到群众之中,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以及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广大群众,选拔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在工人、农民、教员等中发展党员。在同官县城、黄堡、红土、陈炉等地建立11个党支部,发展党员53名。1937年4月在陈炉镇建立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工委——中共同官临时工作委员会,在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前夕,将所发展的地方党组织关系移交给中共陕西省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官地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37年10月,同官、耀县、富平、宜君四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在陈炉召开联席会议,同官及其周边地区革命形势迎来了新的高潮。

军民鱼水情 军民一家亲

红二方面军和群众相处亲如一家,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红军司令部开始住在二高学校,当贺老总得知学校未能按时开学,是由于司令部住在学校时,便立即将司令部搬到陈炉镇湾里任家,使学校尽快开学。红二方面军在陈炉镇期间,正值陈炉瓷业萧条,产品滞销的困难时期,加之当年春荒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红军为了帮助群众解决吃粮困难的问题,一方面让部队请当地的群众做饭,让做饭的人全家同红军一块吃饭,先解决一些群众眼下揭不开锅的问题,另一方面让部队到陈炉镇以外的地方去筹集军粮,把筹集回来的原粮发给群众加工,在群众加工原粮时,红军规定群众每加工一百斤小麦,交面粉五十二斤,其余部分归群众自己所有,就这样红军帮助陈炉镇的群众顺利地渡过了春荒。

红军战士经常为群众挑水、扫地,主动为群众理发、看病,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具体困难。红军战士时时严格遵守革命纪律,买卖公平,凡损坏了群众的东西,都照价赔偿,办事说话都很和气。陈炉镇的群众夸赞说:“红军真不愧是咱老百姓的好军队!”贺老总也经常挤出时间同战士、群众一起观看红军剧团的演出,同战士一起打篮球、下象棋,同年轻人、小孩玩耍,他那豪放热情,为革命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陈炉镇群众中广为传颂。

马不下鞍 抓紧整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早日开赴前线,红二方面军抓紧时间进行整训,为奔赴抗日前线做好充分准备,抓紧开展“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活动,提高军事政治素质。设立同官、耀县兵站,筹粮、扩红,激励热血青年报名参军参战。派出工作团北上宜君、黄陵等地筹借粮食,使红军队伍得到进一步扩充,壮大了革命力量,仅陈炉一地,参加红军队伍二十多人。派出两个营维修道路,从西安往延安转送粮食等军需物资。为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各界人士提供帮助,使各界人士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凝聚了共赴国难的力量。

心系千秋 初心照耀

红二方面军离开陈炉,不忘留下革命火种,继续巩固地方工作成果,壮大地方革命力量。1937年5月,红二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等直属机关离开陈炉镇移驻富平庄里镇,陈炉人民依依不舍送别。红二方面军特意留下贾武祥、薛少卿在陈炉镇继续坚持地方工作,直至夏季与陕西省委完成交接。临走时,贺老总给联保主任高少峰留下200块钱,叮嘱“把学校办好”,同时赠给高少峰三部书,赠给田玉祥《马列选集》和《从一个新人看一个新世界》。

8月,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0师,9月2日,一二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举行抗日誓师大会,3日,在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率领下,由富平庄里镇出发经韩城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红二方面军在陈炉两个多月的整训,有力地促进了全军上下转入一致抗日和抗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做好了政治思想和军事准备,陈炉镇成为红二方面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红二方面军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业绩,也把宝贵的红军精神深深渗透在了这方土地。

责任编辑: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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